理解文化研究含义论文

“文化研究”这个概念开始一阵紧似一阵地叩打中国文学批评的大门。从名词介绍、专题 论文 到个案研究,“文化研究”愈来愈频繁地出入学术刊物,并且日益时髦。与其说文化研究是一个严格的理论学派,不如说这是一个新型的批评运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理论纲领,只有一种相
阅读技巧Ctrl+D 收藏本篇文章

  “文化研究”这个概念开始一阵紧似一阵地叩打中国文学批评的大门。从名词介绍、专题论文到个案研究,“文化研究”愈来愈频繁地出入学术刊物,并且日益时髦。与其说文化研究是一个严格的理论学派,不如说这是一个新型的批评运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理论纲领,只有一种相近的兴趣。《离骚》、《红楼梦》、莎士比亚戏剧可能是文化研究的素材,麦当劳文化、MTV或者某一幢建筑物的空间格局也可能成为考察对象。文化研究的一个明显后果是,文学批评的秩序被再度扰乱,学科的分工与边界遭到了侵犯。如同许多领域一样,文学研究也曾经上演了开放、冲突与磨合三部曲。这个理论故事的结局是,一批眼花缭乱的概念、术语——诸如现代性、后现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终于被确认为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慢了半拍的大学讲坛也开始为“形式”或者“文本”恢复名誉。这时,“文化研究”又突然驾到——这是何方神圣?

  一批专题论文和个案研究显示,身份、性别、阶级、民族、意识形态均是文化研究热衷的主题。一些理论家正在有意无意地透露这种观点:新批评、形式主义或者结构主义已经成为保守的“新古典”,文化研究代表的是历史的前锋。但是,另一批理论家对于文化研究忧心忡忡:文学又到哪里去了?生活、党性、阶级、民族、意识形态——中国的文学批评曾经调集一大批诸如此类的概念复盖了文学。“庸俗社会学”粗暴地用一系列政治命题肢解文学;文学不再是一个有机体,文学的碎片和残骸只能成为种种政治观点的见证。如今,尽管“庸俗社会学”声名狼藉,它的幽灵并未走远。如果文化研究再度把文学视为配角,“庸俗社会学”必定借尸还魂。那个时候,人们又会看到充当思想史材料的文学,看到了充当阶级压迫、性别压迫证据的文学,可是,谁来回答这个问题:文学本身是什么?

  上述的忧虑无疑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系列重大挫折。“庸俗社会学”一度严重抑制了文学的活力,人们对于文学批评产生的伤害记忆犹新。然而,文化研究的破门而入带来了新的理论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提历史事件,辨析几个理论焦点。

  首先有必要澄清的是,“庸俗社会学”令人反感的原因是“庸俗”而不是“社会学”。任何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都没有天然的免疫力。无论是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还是粉墨登场的文化研究,任何庸俗的生吞活剥都只能制造一些牵强生硬的结论。研究方法可能开辟某种特定的视域,或者提出某种进入问题的角度,但是,研究方法不是灵丹妙药——研究方法并不会自动地产生智慧、深刻的洞察和有力的思想。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是,各种研究方法都包含了产生洞见的可能。新批评或者精神分析学理论可能独辟蹊径,文化研究可能耳目一新,古老的社会学考察也可能提出意味深长的发现。人们没有理由将失败的社会学观点当成了社会学方法的失败。方法迷信的症侯通常是,先验地、固执地崇拜或者拒斥某一种研究方法。

  另一个深入人心的理论观念是,文学研究必须坚持“文学性”的研究。“文学性”意味了文学之为文学的特质,但是,20世纪的文学理论并没有就“文学性”的内涵达成共识。人物性格的分析,再现社会历史的程度,作家无意识之中的“俄狄浦斯情结”,读者的心理反应,还有种种涵义游移的“艺术规律”,这些都曾经投奔到“文学性”的名义之下,充任研究的对象。

  当然,呼声最高的一个观点是,文本的形式特征决定了什么叫作“文学”。新批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共同将这个观点确立为文学研究的前提。这个意义上,R·韦勒克具体地陈述了考察文本形式特征的几个层面:声音层面,即考察文本的谐音、节奏或者格律;文体层面,即考察某一种文体类别独特的话语系统;考察文本之中潜藏的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原型;考察叙述性文本的性质及其模式。(注:参见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总之,这几个层面的描述是设立文学定义的基石。

  然而,上述的考察时常遭遇某些有关文本的棘手问题。例如,为什么现代汉语新诗要放弃一整套体系严密的诗词格律?为什么以历史故事为素材的长篇小说未能出现于先秦时期?为什么大量中国章回小说之中镶嵌了种种古典诗词?为什么中国古代戏曲没有遵循西方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显而易见,文本的内部考察无济于事。象征或者隐喻的解释说明不了产生象征与隐喻的条件,文本结构的拆解说明不了这种结构形成的时机。深刻的文本解释必须进入文本背后的话语类型、意识形态以及更为庞大的历史文化结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本的精致考察同时还产生了一种压强——迫使人们打开视域,考察某种文本赖以活动的气象学和生态学,从社会历史的各种冲动之中找到文本的根系。

  文本是文学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从文本的考察进入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并且根据这个空间的意识形态结构重新形成文本的定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文化研究的运作方式。迄今为止,文化研究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界定;人们也不必因为“文化”的一百多种定义而苦恼——解除形而上学的定义或许即是文化研究的主题之一。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即是打开视域,纵横思想,解放乃至制造种种文学的意义。某一个学科或者某一个理论学派均不再作为一定之规约束人们的洞察力。

  文化研究的开放集中体现于两个方面。

  首先,文化研究包含了多种研究方法。从文本分析、心理分析、历史考据到田野调查、定量统计、跟踪观察,文化研究不拘一格。这不啻于开启了文学的多种层面,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聚焦点。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精神分析学派、解构主义,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诸多学派不仅显示了一系列相异的理论模式,同时还对传统的文学批评视野产生了持续的震撼——其实,文学批评可以拥有许多眺望文学的窗口。尽管如此,现今中国的文学批评仍然十分单调。阅读一批文学批评的论文可以发现,现实主义模式依旧是多数批评家的理论预设。不论遇到哪些迥异的文本,批评家总是围绕相当有限的几个关键词组织一些似曾相识的阅读感想。也许,文化研究至少可以向他们提供一个启示:远远不止一把钥匙可以打开现实的秘密;文学可以从各个层面再现和阐释生活。因此,文学批评也没有理由一直把文学的意义冻结于“民族性”、“性格”、“历史画面”、“真实”、“文化品味”、“苦难”、“忏悔”甚至不伦不类的“好看”这几个术语周围。

  其次,文化研究不再局限于关注文学经典。通常被视为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化同样纳入了理论家的考察范围。文化研究认识到,无论是意识形态功能还是拥有的读者数量,大众文化的意义决不亚于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构成了社会的文化记忆,广告或者武侠小说不是也在塑造人们的意识?大学课堂讲授电视肥皂剧或者把侦探小说作为博士论文的考察对象,这种风气多半来自文化研究的倡导。更大的范围内,文化研究甚至将世界视为一个可供分析的大型文本。无数物质材料组织了一个物质的世界;同时,这些物质材料的组织方式提供的是一个符号的世界。从建筑物、城市社区规划到家具的风格、汽车式样,各种形式符号的表意系统、象征功能以及意识形态涵义均是文化研究的阐释内容。换言之,文学批评所擅长的文本分析有了一个巨大的用武之地。

  可以认为,文化研究打开了视域之后,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多维联系得到了肯定。文化研究的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揭示了特殊的联系方式。以诗证史也罢,文学的白日梦功能对于社会心理的分疏也罢,追求俚俗、追求粗野的修辞与激进的反叛情绪之间呼应也罢,电视肥皂剧之中的主人公对于中学生服饰的影响也罢,通俗读物之中的廉价爱情对于女性的歧视也罢,从巴尔扎克那里“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注: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也罢——总之,文化研究的种种结论都证明了文学与生活的密集交织。这是文学的力量,而不是文学的耻辱。文学如同种子一样撒入生活的各个角落,期待一个合适的发芽时机。世界的设计不可能完全依据文学提供的尺度,快意恩仇或者惩恶扬善仅仅是想象之中的故事;但是,世界上有没有文学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正义、善良、平等、经济以及科技含量正在从各个方面加入世界的配方,力图左右世界。文学精神没有理由放弃对于社会历史的影响——哪怕是极为微弱的影响。文学没有理由退缩,转入冬眠。

  这是不是损害了“纯文学”的理想?纯文学,这个概念曾经以勇敢和革命著称。很长一个时期,文学仅仅是阶级搏斗的工具,是政治观念的传声筒。“纯文学”的提出表明,文学坚决地抖落附在身上的种种枷锁,恢复文学的清白。文学就是纯粹的文学,拒绝充当各种额外“使命”的代理。所以,文学到语言为止,文学就是“玩”语言。当时,这几乎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主张。文学身陷重重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