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出土铜铃的研究

辽是契丹族于公元916年在中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封建王朝政权,到公元1125年被金朝所灭,历时达218年。其辖地范围东至于海,西迈金山,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总五京、府六,州郡一百五十六,县二百有九,属国六十。?譹?訛先后与五代十国、北宋、西夏等王朝共存2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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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是契丹族于公元916年在中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封建王朝政权,到公元1125年被金朝所灭,历时达218年。其辖地范围“东至于海,西迈金山,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总五京、府六,州郡一百五十六,县二百有九,属国六十”。?譹?訛先后与五代十国、北宋、西夏等王朝共存200余年,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之一,是研究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为止,考古研究所发现的辽代墓葬已有上千座,而挖掘出有铜器的墓葬集中在契丹腹地,主要是当时的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其中以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为主要发现地,而北京、黑龙江、吉林、河北等地区也有小规模的发现。

对于中国古代铜器的研究,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是西周以及汉代的铜器,对于辽代铜器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对辽代墓葬出土铜器的系统研究方面更是缺乏,可以说基本没有。在以往的著作中,对铜器进行深刻研究,专业性较强的专著很少,而其中涉及辽代铜器的更是可以忽略不计,提到铜器的大部分都是以鉴赏、收藏为主的。如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罗伯健、李学中编著的《铜器鉴赏与收藏》,书中着重介绍了铜器的渊源与发展、铜器鉴定和欣赏、铜器的仿古作伪及识别等,并且主要提及的是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李洁主编的《中国铜器》则针对性比较强,是以科学的态度搜集了铜器鉴赏和收藏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的资料,系统的交代了中国铜器的源流、特征和铜器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收藏价值,书中单独介绍辽代铜器的篇幅较少,只挑选出了单独的铜器,如铜镜的属性等。而关于辽代墓葬出土铜器的研究方面,文章要比书籍多一些,但是系统整合辽代墓葬出土的所有铜器,并对其进行分析的文章比较少。其中何莲在《辽代墓葬出土铜器的研究》中系统的整理和介绍了辽代墓葬出土的铜器,并对铜器的出土情况、类型、纹饰、工艺、分期和铜器的文化内涵等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而以往的学者大多专注于其形制与分期的研究,如董新林的《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譺?訛刘海年、李访松的《辽代墓葬形制的分析与研究》,?譻?訛王秋华的《辽代墓葬分区与分期的初探》,?譼?訛而有关辽代墓葬出土铜器的相关研宄主要是以铜镜、带具、葬具等比较单一的器物为主,如木易的《辽墓出土的金属面具、网络及相关问题》,?譽?訛陈永志的《黄金面具、铜丝网络与祖州石室》。?譾?訛

铜铃是用铜制做而成,从外形上看大部分为圆球状,大小呈不规则状。大的铜铃直径大概为5厘米,小的铜铃直径大概为2厘米,铃身上有吊纽,用来穿绳系挂,铃身下部有一长形开口,口长比铃的直径小,口宽因铃身而定,大铃宽口,小铃窄口,铃身内部放有一个比铃口稍宽的铁制圆球。一般情况下将铜铃系于马具上用作装饰之用。

一、辽代铜铃的出土情况

(一)契丹腹地出土情况

契丹腹地涵盖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具体是指辽宁西部地区、赤峰宁城地区和巴林左旗地区。其中内蒙地区辽墓中共出土铜铃59件左右,其中以凉城县水泉27号墓?譿?訛出土的人形铜铃和球形铜铃、林西县五间房辽墓?讀?訛出土的铎形铜铃最具代表性。辽宁地区辽墓共出土34件铜铃,其中以建平张家营子辽墓?讁?訛出土的鎏金铜铃最具代表性。

(二)燕云地区出土情况

燕云地区指辽太宗会同元年后(938年),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辽的燕云十六州,其主要在现在的河北、北京两地。河北地区挖掘出铜器的辽代墓葬有9座,北京地区有铜器被挖掘出来的辽代墓葬有2座。其中河北地区辽墓共出土铜铃8件,北京地区辽墓出土铜铃共7件。

(三)其他地区出土情况

除了契丹腹地和燕云地区以外,黑龙江辽墓中共出土铜铃1件。

二、形制

辽代墓葬中出土的铜铃从外形来看主要可分为3种类型,即球状(如图1-1)、筒状和人形状(如图1-2)。其中球形状的铜铃铃身上部有吊钮,吊纽中控可悬挂于别处。铃身中间有一凸棱,腹部以下部位有长条状镂孔,铃身内部置有铁丸,其中最具典型的就是辽宁北票白家窝铺辽代墓?輥?輮?訛出土的铜铃。

筒状铜铃身呈扁平,大体上呈梯状,铃身上部有吊纽,吊纽中控可悬挂于别处,铃身内有铃舌,铃身腹部较宽,铃身下有三或四足底柱。其最典型的器物是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虎吐路辽墓?輥?輯?訛出土的铜铃。

人形铜铃外型像人,铃身下部呈现覆斗六面体,下沿外折。其最典型的器物是内蒙古凉城县水泉27号墓出土的铜铃,此铃上部为男性头型。

三、纹饰

辽代墓葬出土的铜器纹饰主要有植物纹、动物纹、几何图形纹、天文地理纹、人物纹、文字纹等。而辽代铜铃的纹饰大部分为植物纹,主要的纹饰有:卷草纹、花草纹、折枝莲花纹、缠枝纹、缠枝牡丹纹、缠枝卷云纹等。在这些纹饰中又可分为卷草纹、折枝纹、缠枝纹三大类。卷草纹因盛行于唐代又称唐草纹。卷草纹多取忍冬、荷花、兰花、牡丹等花草,经处理后作“S”形波状曲线排列,构成二方连续图案,花草造型多曲卷圆润,采用曲卷多变的线条,花朵繁复华丽,层次丰富,统称卷草纹。折枝纹是一种典型的器物装饰纹样。以折枝花鸟为题材,构成与周围纹样无连接关系的单独纹样,又称“折枝花纹”“折枝果纹”或“折枝花果纹”,统称折枝纹。常见有折枝梅、折枝莲、折枝牡丹、折枝枇杷、折枝石榴、折枝荔枝等。折枝纹在器物装饰绘画中多作为单独纹样,也有配合禽鸟组成的折枝花鸟纹。以一枝单独使用者较为多见,也有作连续式或交织式组合的。缠枝纹,全称“缠枝纹样”,俗称“缠枝花”,又称“万寿藤”。因其结构连绵不断,故又具“生生不息”之意,寓意吉庆。缠枝纹是以藤蔓卷草经提炼变化而成,委婉多姿,富有动感,优美生动。缠枝纹与莲瓣纹、卷云纹、如意纹、回字纹等一样,都是中国古代艺术品的重要装饰纹样,广泛用于器物装饰美化。其中卷草纹、缠枝纹较为常见,以牡丹纹和卷草纹占多数,其典型器物如内蒙古巴林右旗虎吐路辽墓出土的筒状铜铃为饰缠枝牡丹纹。

四、制作工艺

(一)成型工艺

铸造是指“将液体金属浇注到具有与零件相适应的铸形空腔中,待其冷却凝固之后,获得毛坯或铸件的方法,称为铸造生产”。?輥?輰?訛铜器铸造是指将铜经过高温溶解成液体装后倒入模型中并经过放置冷却而成,这种成熟的技术在铜铃的制作中应用最多。

锤揲是指铜块的表面经过锤子多次捶打,变形成片状体。制作者根据铜铃的外型需要将铜块打制成各种形状,由于铜的密度小硬度相对较小,其可塑性强,方便捶打成所需要的形状,这种工艺手法常用来制作器形小、工艺简单的器物。

冲压是指运用外力强行改变铜制物品变形的呈曲线状的手法。

铜铃的成型制作应是结合这3种青铜的制作方式制作而成。

(二)纹饰工艺

錾刻,主要包括阴錾、阳錾、平錾、镂空3种制作工艺。其中阴錾是指将图案凸出在铃身之外,将多余的部分除掉,使其更加形象生动的手法。平錾是指利用刻刀在铜铃上直接刻画图案和线条的手法。镂空是指将铜铃外部根据需要制作成中空的手法。

鎏金,也称镀金,是将古代铜器制作的更加精美的手法,“它是指在400℃左右的高温下将金箔碎片溶解在水银中将其制成银白色的泥膏状金汞剂,俗称‘金泥’,然后金泥涂抹在需要修饰的铜器上,再经过烘烤,使泥膏状金汞剂中汞蒸发掉,泥膏状金汞剂中的黄金滞留在铜器表面,使铜器颜色由银白变为金黄色”。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鎏金铜铃就是用鎏金手法制作而成。

五、文化因素

辽朝是生活在辽阔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其少数民族的流动性决定了其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的交流与融合更加的广泛,而其前期自身的弱小更是决定了在封建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重视对其他民族文化因素的吸收和融合,对唐文化、宋文化因素的吸收和融合最为明显,而且还有些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子存在。

(一)唐朝文化因素

唐代文化可以说是封建王朝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契丹一直都与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主动的学习、继承和融合唐文化因素,因此契丹的铜器制作的工艺风格自然也就受唐文化影响颇深。分析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对大批汉族能工巧匠的掠夺。在辽太祖、辽太宗时期均有过对中原大规模的俘虏活动,唐天复二年(902年)秋天,耶律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輥?輱?訛大同元年(947年),太宗耶律德光举兵攻占后晋都城汴梁,抢夺了大量的人口和财物,“壬寅,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輥?輲?訛因此大量的中原能工巧匠被掠夺的同时,也会将唐代铜器制作工艺和文化带进来并被吸收和融合;第二,契丹族也更加倾向于愿意接受唐代文化。契丹族前期非常弱小时,就对唐文化的学习与吸收极其重视,并与唐有着紧密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来往交流,归顺于唐后,对唐朝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更是有了明显的进步。

从辽代墓葬中出土的铜铃来看,纹饰样式受唐文化因素影响的最为明显,其中牡丹纹和卷草纹占主要部分。唐代盛行牡丹文化,与帝王的倡导大有关系,其中唐玄宗最爱牡丹。在唐朝,牡丹同诗歌一样盛行起来,而且牡丹的品种为珍惜品的话,皇宫、寺院、私家园林都会种植。当时有一种斗花活动,人们头插牡丹花(无论男女),在京城大路上游行,长安的西明寺、洛阳的上清宫等牡丹观赏胜地,一到此时就拥挤异常,人们熙来攘往,争赏国色天香。而辽代铜器牡丹纹正是由于受到了唐代人尚牡丹这种文化影响的具体表现。

(二)宋文化因素

从辽代墓葬出土铜器来看,辽代晚期受唐文化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少,而受宋文化因素的影响较深,在铜器的器形、纹样、制作工艺等方面都表现着比较浓厚的宋文化因素。其原因可能是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政治、经济交流更为频繁的结果,公元1001年,契丹举兵攻宋,“宋遣力继昌请和,以太后为叔母,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輥?輳?訛最终在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双方签订澶渊之盟。濱渊之盟后,双方友好往来,“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三市不绝”,?輥?輴?訛因此这一时期铜器的宋文化因素较浓。其中以缠枝纹、缠枝牡丹纹最为明显。

(三)西方文化因素

丝绸之路横贯欧亚大陆,作为一条纽带,丝绸之路将辽国与西方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亚洲大陆内部有大片的沙漠存在,因为生活环境的需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需要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来往才能更好的生存。因此,生活在这片地区的人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经商的习惯,在历史上承担起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角色。而辽王朝在与周边国家地区和西方进行商贸往来的时候不自觉的加强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使西方的铜器工艺因素慢慢的融合到了辽朝的铜器工艺当中。

辽王朝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其文化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一方面通过对这些器物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判断出墓葬主人的族属、官阶等问题,而且对于辽代墓葬年代和出土器物的判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辽代铜器也在中国古代铜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辽代铜器受唐宋以及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对研究唐宋辽以及西方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且契丹民族在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受到影响也会或多或少的体现在这些历史文化载体中,这对于我们研究多元因素的辽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对于我们了解辽代铜器和其他辽代制作工艺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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