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丝绸之路”文化背景下《江格尔》的崇高之美

摘 要: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作为丝绸之路英雄史诗中杰出的代表,深刻地揭示了古代蒙古民族的生活状貌和精神世界。而且,随着古代蒙古民族在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活动的足迹,其思想和内容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荡气回肠的英雄主义、庄严高昂的生命之感,折射出古代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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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作为丝绸之路英雄史诗中杰出的代表,深刻地揭示了古代蒙古民族的生活状貌和精神世界。而且,随着古代蒙古民族在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活动的足迹,其思想和内容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荡气回肠的英雄主义、庄严高昂的生命之感,折射出古代丝绸之路中各民族普世而异质的价值取向,也形成了独具内涵的美学追求——崇高之美。深入挖掘史诗《江格尔》在“丝绸之路”文化背景下所透露出的崇高之美可为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丝绸之路;江格尔;崇高;游牧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7-0016-03

史诗《江格尔》是一部寓意深刻的民间文学作品,被称为蒙古族古代文学“高不可及的规范”,其全角度地展现了处于“英雄时代”的蒙古族对自然、社会及人类本身淳朴而深邃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当代人类的发展而言,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崇高”是西方美学体系中的重要审美范畴,在西方美学史上,自古罗马时期伊始,不同时代的诸多美学家、理论家对这一美学概念进行了解读和阐释,使其内涵和意义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其中朗吉弩斯、博克和康德对这一理论范畴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较为突出。

古罗马修辞学家朗吉弩斯在其《论崇高》一书中最先提出“崇高”这一美学概念。在朗吉弩斯看来,崇高作为文学作品的风格,除了有诸多因素构成之外,它更是“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1],且依赖于“意象”而产生。朗吉弩斯认为,向往崇高的事物是人的天性,在人本能的作用下,平淡无奇的事物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唯有非同寻常的事物才可以引起人们的惊叹。“让人类做庸俗渺小的生物非大自然的初衷;自然让人类存在宇宙间,犹如将人类置于一场伟大的竞赛中,既要人类做它的丰功伟绩的观众,又做它的勇于追求卓越的竞赛者;因为自然在创造人类之初,就在人类的心灵中植有一种追求崇高和向往神圣的精神。”[2]

博克作为英国经验派美学的集大成者,其“崇高”理论建立在对人类情欲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把人类的基本情欲分为“自体保存情欲”和“社会生活情欲”,崇高源于前者,美则源于后者。作为维持个体生命本能的“自体保存情欲”,通常处于静默状态,只有当个体生命受到威胁时才可以被激发出来。博克指出:在能引起崇高之感的意象面前,生命被悬置,使人产生危险和恐惧,但这种生命恐怖之感并非真实存在,其与人保有一定距离,从而使生命力或心灵在极度的张力中得到缓解,恐惧感瞬间转化为生命充盈式的愉悦,崇高由此而生。从这种层面上来说,博克的崇高理论可称之为生命意义的崇高,它也是人类本质力量最深刻的彰显。

德国先验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对“崇高”也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在康德看来,崇高属于理性范畴,所表现的是来自于理性的不确定的概念,其情感体验是由痛感间接转化来的快感,而且崇高只有在理性的参与过程中才可以使人得以体会和把握。

以上可知,在审美活动中,崇高具有审美韵味性(神圣性)和超越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主体与客观世界的斗争中所付出的最残酷的代价的形式之中——而在这一斗争过程中,世界的未知性和无限性在被人化时所呈现出了巨大力量和神秘的庄严感,同时,主体也在斗争和牺牲中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生命尊严感和使命感,形成一种极富生命意义和张力的艺术精神。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这种崇高的艺术精神在丝绸之路的文学艺术当中极为常见,而且在作为丝路英雄史诗的杰出代表《江格尔》的身上体现得更加丰富和深刻。

一、荡气回肠的英雄主义

西域早期社会的英雄文化源于原始氏族社会具有生存竞争性质的部落战争,滥觞于崇高勇武的时代风尚。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人兽之争,部落之间的仇杀械斗经常发生,人们还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抵御天灾人祸和战争带来的各种困扰。因此,崇尚勇武,崇拜英雄,成为维护本民族本部落的生存和利益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精神和时代风尚,同时也是用来衡量民族部落自身和民族英雄的重要价值尺度,因此在丝路英雄史诗中总是充满着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江格尔》便是如此。

张世英曾说:“审美意识的高级形态是崇高,是无限美,它不仅仅是愉悦,而且包含着严肃的责任感在内。人能达到这种境界,才算是真正地与无限整体合一。”[3]史诗《江格尔》塑造了一批具有崇高精神的英雄,他们为部落的生存和发展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彰显了作为杰出英雄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崇高的人生境界。

(一)英雄的形体和力量之美

法国哲学家福柯把人体美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进行探讨。在福柯看来,人体美作为自然生理的产物,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同时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沉淀物,又与人类的精神密切相关。康德在谈到崇高时曾强调:崇高也体现在客观对象的体积和力量的巨大之中。而在古老的人类社会中人的体魄和力量是极其被推崇的审美对象,史诗《江格尔》中对诸多英雄的体型外貌的细致描写充分体现了古代人类对这种由于力量形成的崇高之美的追求。如对江格尔的体型的描述:“江格尔的双肩有七十庹宽/蕴寓着三十三位天尊的力量/江格尔宽阔的脊背上/荷重的骆驼可以自由奔跑/他的巨背和十指的每个关节上/都潜藏着雄狮、猛虎和大象的力量”[4]。对洪古尔的形体的描述:身体高大威猛,体魄气势逼人,似乎蕴寓着数十头雄狮的力量。由此可见,健美强壮的体魄是古代社会对人的感性审美评价,同时其作为英雄必备的生理条件,是“力量”的象征,能够引起原始生命的崇高之感。而且这生命种原力在与自然或异族的斗争中往往与精神生命相结合,并受其约束和支配,成为克敌制胜和保护族群的物质基础。正如蒋孔阳先生所说:“崇高既是客体存在的宏大现象,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显现。两者不可或缺,否则都不可能构成崇高。”[5]

(二)英雄的道德崇高之美

作为英雄的崇高之感,不仅仅体现在生命物质基础上,更体现在其充满英雄气魄的精神之中。实则,崇高作为一种审美价值,是在主客体的冲突与抗争之中得以形成,展示了主体的道德精神本质。这种属于形而上的崇高之感在英雄史诗之中具体表现为诸多英雄身上具有的“义”和“勇”的美德。

“义”和“勇”作为伦理学概念,“义”重在强调生命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义务、责任及使命;而“勇”是指个体在完成“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义无反顾的斗争和牺牲精神。在《江格尔》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数百名勇士聚集在一起向他们的领袖江格尔宣誓:把忠心献给他们的家园,而且为了保卫自己的部落和领土可以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也成了英雄们与来侵犯的蟒古斯浴血奋战的动力。在无数次的保护族群的战斗中,这种动力使他们忘记恐惧,战胜死亡,实现了主体对生命超越的愉悦和崇高之感。史诗全篇把“义”和“勇”放在审美和道德的最高位置上来表现,使英雄体现出的崇高之美得以具象化。这种英雄精神生命的崇高之美奠定了蒙古民族文化中最坚实的底色,并且随着古老的蒙古游牧民族的足记在西域得以传播,也成了丝路文学艺术中重要价值取向。

二、庄严高昂的生命之感

人的存在除了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价值关怀——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信仰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或显或隐地存在于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上古时期,人类处于蒙昧状态,但在其看似粗野的生存方式之中已经透露出人类对自身价值的探索与追求。世界上所有的先民几乎大都如此:由于理性思维能力尚处于童年时期,无法解释变化无常的世界,更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存在和行为赋予某种意义,只能把所有的一切归结为一种超人类的力量。这种超人类的力量幻化成许多民族“神”的观念,成为他们的信仰和精神依托。当今人隔时空反观人类早期的历史,看似简单直接,但无论是宏观之处还是微观之点无不透露着人类之所以作为人类的崇高和伟大。而作为生存于茫茫无际草原,时刻都为保护族群进行殊死斗争的游牧民族来说,这种主体生命存在的庄严之感更为突出。

对于史诗中的人物形象,黑格尔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如果要使史诗的主要人物形象能够具有客观性,那么在他们身上可以显现出一般心灵的诸多方面,成为一个整体的人,而且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其所属群体业已形成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同许多民族的史诗中的英雄人物一样,《江格尔》中的英雄都把保护部落以及赢得、维护勇士的荣誉作为神赋予他们的使命,为此他们愿把青春和生命交给刀枪,把无尚的忠诚献给“宝木巴”天堂。面对强大凶恶的敌人,英雄们高喊“一旦战死杀场,不就是一把骨头?一旦斗死在沙场,不就是一碗热血?”史诗中有无数关于英雄们生死斗争场面的描写,并做了最深邃的审美批判:在关乎生死存亡的境遇中,恐惧似乎随时逼近生命,但对于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来说恐惧已不是真正的危险,而战胜死亡的愉悦和崇高之感感油然而生。康德说:崇高之感产生于生命力受到阻塞之后,继之以强烈的爆发之时,集中体现为静穆和严肃。

对于生存于相对恶劣自然环境的蒙古民族来说,碌碌无为和平庸就是陷入死亡的泥潭,只有处于奔波、战斗之中才能突破自然和肉体的桎梏,实现生命的超越,完成个体存在的意义。实则,在极具痛苦和悲壮的历程中人的本质力量才可以得以充分展现,才可以产生崇高之美,而且丑恶的存在才更可以显现崇高的价值。江格尔说:只要活着,就会战斗不息,我才会战胜所有,赢得一切。这是对博克所提倡的生命意义的崇高的最好诠释。

形成于中国两汉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横跨亚欧大陆,地势较为险要,气候环境相对恶劣,生存于这一区域的的人们往往比其他地区的人们付出更大的代价。远到张骞出使西域,近到欧洲传教士的来华等无数的生命在这条道路上穿越艰辛,跨越险阻,唱响人类伟大而厚重的赞歌,也形成了丝绸之路所属区域独特的精神底蕴。而长期活跃在这一区域的蒙古族民族更是以其独特的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为这一地区的文化精神增加了一抹亮丽的风景,并且用他们独有的文学艺术对此进行深邃的解读。

三、《江格尔》的崇高之美在“丝绸之路”中的现实意义

“《江格尔》是卫拉特蒙古人的创造,在中国主要流行于新疆和内蒙等地,属于无敌型英雄史诗。”[6]“《江格尔》的社会原型是蒙古——卫拉特封建割据时代的现实生活。”[7]史诗在基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艺术地再现了13世纪左右蒙古族部落之间此起彼伏的部落争斗,草原人民动荡不安的生活现状以及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因此史诗以梦幻的方式勾勒了蒙古民族的伊甸园宝木巴,这是数代处于严酷困境中蒙古民族心底最美好而沉重的呼唤。为此无数马背上的英雄们进行着不屈不挠地斗争,显示出极为强大的民族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围绕主体形成的各种审美关系都或隐或现地透露着崇高之美。这种民族的理想和精神在其他丝绸之路的许多民族文化中能或多或少的看到,为我国与其他民族展开全方位的交往提供了思想前提。而且这种民族精神和理想也应成为丝绸之路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的精神旨归和价值取向,只要这样才可以形成丝绸之路经济、文化和谐发展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章安祺.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84.

〔2〕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9.

〔3〕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67.

〔4〕色道尔吉译本.江格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96.

〔5〕蒋孔阳.美学新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69.

〔6〕王文华.《江格尔》与《水浒传》之比较[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7〕齐玉花.蒙古族《江格尔》与藏族史诗《格萨尔》“可比性”之探[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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