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家族小说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分析

摘要: 20世纪40年代正处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时期,亦是女性独立自主开始渐渐萌芽的时间段。一批描写家族走向穷途末路的经典家族小说如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钱钟书的《围城》、张爱玲的《金锁记》产生了,在这四部家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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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世纪40年代正处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时期,亦是女性独立自主开始渐渐萌芽的时间段。一批描写家族走向穷途末路的经典家族小说如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钱钟书的《围城》、张爱玲的《金锁记》产生了,在这四部家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中,悲剧女性形象仿佛更具有独特意义。文章通过分析这些家族小说,总结出了四类悲剧女性形象。

  关键词:抗战背景;悲剧女性;家族小说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我国家族制度是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也是维系整个封建体制的基础。中国几千年来沿袭的文化是以重视家庭忽视个体为基本特征的。然而,20 世纪40年代的中国,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传统文化逐步衰落而现代文化却渐渐兴起,一批描写家族走向穷途末路的经典家族小说产生了,在这些家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中,悲剧女性形象仿佛更令人侧目。本文将以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钱钟书的《围城》、张爱玲的《金锁记》为例,分析40年代家族小说中的悲剧女性形象。

  一、闪耀传统道德光辉的女性

  在《四世同堂》中,一提到韵梅,首先让人想到她是瑞宣的妻子,再则是祁老人的长孙媳妇。她纯朴贤惠,温柔善良;她懂规矩,守礼节;她反对自由,厌恶轻薄,是一个传统道德伦理下的一个女性范本。韵梅没有受过现代新文化的熏陶,她只是个传统的旧式女人,她有着传统美德中作为儿媳的孝道、作为大嫂的忍让、作为妻子的贤惠、作为母亲的慈爱。她爱自己的丈夫,关心瑞宣,替瑞宣分担忧愁和烦恼,忠实谨慎但在关键时刻又表现出坚强冷静和沉着。作为“新时代的旧派女人”,韵梅没有享受到恋爱的自由,没有获得心心相印的爱情。她从瑞宣那里得到的不是爱情的偎依而是丈夫对妻子所尽的责任,但这些并不能阻碍韵梅对整个家庭的爱、奉献和宽容。对韵梅来讲,她委屈或者说牺牲了自己,成全了家人和家庭。她几乎失去了主体性,只是按男权社会的要求去行动,去迎合男性。她全身透露着妻性母性,没有解放自己的人性。她是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

  二、甘愿沦为金钱和情欲的奴仆

  《金锁记》以沦陷时期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了出身小市民阶层的女子曹七巧可悲可怖的人生命运。小说成功塑造了曹七巧这一典型人物。

  曹七巧出身卑微,原是开麻油店的小老板的女儿,粗朴寻常但也活泼年轻。不幸的是,父母早亡,哥嫂贪财把她嫁给了姜家作了姜家二少爷的姨奶奶。虽然后来成了正室,但丈夫却是个骨痨残废,七巧过着“活寡妇”的日子。出身不好、生性粗拙,这使得她在姜家备受冷眼,连丫环们都背地里嘲笑她。在不可遏抑的金钱欲和无法满足的情欲的操控下,七巧从纯朴健康的女孩子一步一步沦为心理畸形的恶毒妇人。七巧自己戴上了黄金的枷锁,丧失了爱的能力,失去了对爱所有的期盼,又用黄金枷角劈杀了她周围的亲人。七巧的一切遭遇看来似乎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她却是十足畸形而变态的。

  三、自愿走入婚姻“围城”的不完全新女性

  钱钟书的《围城》似一颗彗星照亮当时的文坛,其闪烁的光华令人赞叹不已。其中孙柔嘉受过高等教育,接受新思想,但骨子里却还是传统的,是四十年代中不完全新女性的典型。

  孙柔嘉是女性知识分子中最普遍最典型也是当时社会中最寻常可见的人物。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不丑,也不美,不聪明,却也不笨,毕竟她成了最后与方鸿渐结婚的人,似乎是最后的胜利者。她表面单纯天真,实则富有心机;看似柔顺乖巧,却有自己的主见。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背后是猜疑、嫉妒、敏感,以及由此而生的“无理取闹”。孙柔嘉满足于自己一手打造的婚姻,无关乎有没有爱情,只是为了寻求婚姻的庇护,然而,方鸿渐却没能给她意料中的期盼,也没有什么上进心,最终以两人互相失望而分手为结局。两人的分道扬镳宣告着柔嘉以婚姻为自己的归宿却注定失败的命运。

  四、走向毁灭道路的扭曲者

  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通过一个叫金素痕的女人在家族婚姻中的惶惑绝望,歇斯底里地挣扎着前行,最后无路可走的悲剧,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追求解放追求自我但同时又在追求解放中消解了自我,毁灭一切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的悲剧女性形象。

  金素痕对男权社会是有反抗的。她要读书,要学法律,敢穿“袒臂的黄底红线的绸旗袍”,她需要“煊赫的家庭地位,财产,和对亲族的支配权”。这一切是与父权社会要求女人所充当的社会角色背道而驰的。然而,在这个背离传统的过程中,她有时通过顺从权势来使自己适应男权社会的奴役。她对悲剧婚姻也是反抗的。为此,她付出的代价是女性人格的扭曲和女权意识的萎缩。男权社会对她的惩罚,是最后夫死子亡。就这样金素痕离传统的路越来越远,并且已不仅仅是对传统男权文化的背离,从她身上,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来自人性深处的那一丝疯狂的邪恶,是人性本身对自我,亲人和世界的毁灭。

  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通过对老舍的《四世同堂》、张爱玲的《金锁记》、钱钟书的《围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悲剧女性形象分析,仿佛更能让我们体会到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大家族中女性的笑与泪,苦与痛,不幸与无奈,让我们对那个时代及那个时代的悲剧女性有一个更深刻地了解。

  参考文献

  [1]周坤.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家族小说中的“废墟”意象[学士学位论文][D].长春,吉林大学 2011,7-12.

  [2]叶松青.论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文学[J].三明学院学报,2005,(3):287.

  [3]姬学友,李喜仁.现代中国文学漫步[M].北京:线装书局,2010,14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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