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时代的“伊斯兰国”:一个政治哲学分析

历史终结时代的伊斯兰国:一个政治哲学分析 2015年11月13日晚至14日凌晨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使得整个世界以比看待911后基地组织更为惊惧的目光,投向9年多前便已宣称正式建国、同时相当长时间内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形态存在的伊斯兰国。学者与分析家们纷纷惊呼:21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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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结”时代的“伊斯兰国”:一个政治哲学分析

2015年11月13日晚至14日凌晨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使得整个世界以比看待“9·11”后“基地组织”更为惊惧的目光,投向9年多前便已宣称正式建国、同时相当长时间内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形态存在的“伊斯兰国”。学者与分析家们纷纷惊呼:21世纪的政治,将不可避免地被“基地—伊斯兰国”所表征的极端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模态所定义,其特征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争斗,而是文明与文明之冲突,甚至是文明与野蛮之对抗。笔者认为,仅仅停留于此种或彼种的“定性”分析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首先去分析该模态兴起的时刻——“伊斯兰国”之兴起,恰恰是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自由民主获取“历史终结”地位的这个“后冷战”时刻。
  “历史终结”这一理念脱胎自黑格尔主义政治哲学,20世纪经科耶夫之阐释而闻名,并由其学生福山于***年发表的宏文而为人所共知。福山在那个重要时刻宣称: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冷战行将结束,而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便是历史的“终点”。[1]诚然,上个世纪90年代迅猛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展现了“历史终结”时代的蓬勃气象: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入或被卷入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
  提醒关注“伊斯兰国”所兴起的这个时刻,恰恰不是要去简单地指出,这一现象证明了“历史终结”是个幻象;相反,这一现象本身恰恰正是“历史终结”时代的独特产物。换言之,只有“历史终结”时代(而非冷战时代或此前“热战”时代),才能生产出(既新又旧的)“伊斯兰国”模态。下文将分作两个层阶展开分析:第一层阶针对当下这个“历史终结”时代的结构性状况,第二层阶针对这个时代下的“伊斯兰国”模态。
  前提性分析:“历史终结”时代的政治哲学分析
  自由主义,按照福山的观点,在“历史终结”时代已经取得了终极胜利,自由主义将不再有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真正对手。“苏东阵营”的崩盘性垮台,意味着现代性两大根本理念——自由与平等的另一种替代性方案(即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坍塌的事业,不复意识形态的有效性(甚至和“国家社会主义”一起,沦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两种形态之一)。自由与平等只有在自由主义中,才得到了真正有效而稳定的制度性安顿——罗尔斯发表于1990年代初的“政治自由主义”,正是关于此种有效而稳定之安顿的一个主导性的政治哲学企划。[2]然而,自由主义的问题,恰恰是它有一个阴暗的分身,而它自己结构性地无法同那个身体断开,该身体就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使得前者无法对自身之理想贯彻到底,而只能成为一个“半吊子”。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核心便是人民的民主—平等主义主权,但即便进入了自由民主大获全胜的“历史终结”时代,人民真的有权吗?资本主义将基于平等理念的政治选举蜕变成一个基于金钱、媒体、表演、博弈的大型狂欢游戏。从根本处言,资本主义系统实质性地制造不平等,制造政治的无权者、被排除者乃至“赤裸生命”,它使得自由主义的平等、人权(自由)、法治诸核心理念皆无法被彻底贯彻。
  资本主义并不奉持自由主义所宣扬的那些理念/理想,它所遵从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即资本的拥有者,总是希望能够将它投资到可以产生最多利润的地方,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资本主义之所以同自由主义是一个“双身”之体,就是因为它们在本根处共享同一个预设,即著名的“合理—经济人”预设——亚当·斯密与霍布斯、洛克都以该预设为其理论大厦的基石,资本主义市场与自由主义国家的典范叙述便分别建立其上。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逻辑,亦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同源导出的逻辑。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苦心孤诣所设计的“无知之幕”,也正是实质性地建立在“合理—经济人”预设之上:每个处于“无知之幕”下的人,皆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进行思考(典范性的“合理—经济人”)。
  资本之追逐自身最大化的“合理性”逻辑,使得资本主义生就如下的内在定势,就是它必须使资本保持赢利性积累;换言之,它必须不断提供给资本以赢利性投资的地方,使之不断增长。资本不能睡在银行里,找不到赢利性投资的地方就意味着贬值。资本主义这一自身的内在定势使得其发展绝不能停,停就意味着多米诺骨牌式的连续坍塌,最后一路形成总体性的经济危机。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成性机制。
  2008年以降肇始于美国、最终造成全球金融大衰退的“次贷危机”,就是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将资金贷给欲购买住宅、但不符合贷款标准的借款人(“次级贷款”)造成的;而作为保险措施,如果借款人在偿还抵押贷款时拖欠,贷款人就可以依贷款里的实收款项依法占有房产所有权,通过法院将其在市场上公开拍卖。我们看到,通过贷款给低收入者,表面上是推进自由主义之自由、平等理念,帮助穷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中产阶级梦(“美国梦”),然而其背后根本的动力却是资本的逻辑,即资本不能睡在银行里,必须找到(或“创造”)赢利性投资的地方。显而易见的是,这种面向“次级”借款人的金融操作,最大程度保护的乃是金融机构的安全,因为若借款人拖欠债务而不按约还钱,贷款人可以合法地直接侵吞其房产。然而,这类本来对金融机构而言相当“安全”、在既有制度下被认定为“合法”的操作,却根本性地以前述资本主义内在定势为预设,即预设经济总量始终会保持增长(“次级贷款”的案例,即以房产会继续升值为预设)。换言之,这类为了使资本能继续保持增长的金融操作,以资本总能进一步增长为预设。它构成的是一个反复“提前透支”的自我繁殖系统。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engzhi/20160507/60281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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