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中的出境信息控制分析

[摘要] 国际传播是信息出境和信息入境两个方向的信息传播活动的总和。前者是主动传播的行为,后者是被动接收的行为。前者主要解决如何将本国声音传播到其他国家或国际 社会 ,以扩大影响,促进合作交流,为本国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的问题;后者主要解决如何消除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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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传播是信息出境和信息入境两个方向的信息传播活动的总和。前者是主动传播的行为,后者是被动接收的行为。前者主要解决如何将本国声音传播到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以扩大影响,促进合作交流,为本国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的问题;后者主要解决如何消除外来信息中的有害部分,进行有效的信息过滤和选择的问题。由于前者是主动传播的行为,更多地体现国家意志,直接涉及一国与他国的关系和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评价,因此,这一部分信息传播历来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对于它的管理与控制也就成为参与国际传播活动的各个国家实施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本文即是对出境信息的控制方法、手段以及控制模式进行分析。

[关键词] 国际传播 出境信息 把关控制

Abstrac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general, consists of export information and import information. The former is concerned about positive communication to disseminate native informa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a whole with the purpose of reinforcing influence, propelling corporation and creating an advantageous environment fo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rast, the latter represents forced reception to eliminate the unhealthy and malicious lnform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efficiency of filtration and selection. The export information, as positive communication in nature, embodies by and large the state’s position involving directly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nd the assessment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the country as well. Thus, all of the governments take it so seriously that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export information become the central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The controlling method, means and mode of export information are in this way analyzed in the paper as a focu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xport information, Gatekeeping

在传播学的控制研究中,大众传播学考察的是作为传播者的媒体主动施控(对新闻信息的把关控制)和被动受控(来自政治、经济、受众等方面的控制)的过程,呈现出的是传播控制的一般规律;国际传播学考察的则是对于跨越国界的那一部分信息的施控过程,施控主体是政府,呈现出的是传播控制的特殊规律。根据跨越国界的那一部分信息的流动方向,可以将国家(政府)的控制具体分为出境信息控制和入境信息控制两部分。本文将围绕后者进行重点分析。

一、出境信息控制的主要方面

从整体上看,各国政府对出境信息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不同传播主体的出境信息进行把关控制;二是将出境信息传播与国内信息传播进行总体协调。

(一)出境信息的把关

由于出境信息的发布事关整体,事关全局,没有一个国家会任其自由流动,放弃控制的权力。各国对于出境信息的控制首先体现在专事对外传播的媒介机构的建立上,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马蒂广播电台、马蒂电视台、英国BBC世界新闻广播、德国德意志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以及我国的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第九频道等,即属此类机构。这些机构的经费大多由国家(政府)提供,被视为政府的“外宣”工具,如果违背国家意志,它们立刻便会遭受惩罚。例如“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为了抓捕本.拉登,即将攻打阿富汗。此时的美国之音不顾政府的劝阻,坚持播出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讲话录音,对美国政府的战争动员造成了负面影响。为了惩戒美国之音,政府削减了它的经费,撤销了台长,就连主管美国之音的广播局局长也受到牵连。

各国对出境信息的控制还体现在对传播主体信息发布行为的约束上。对于有条件参与国际传播活动的各类主体,特别是伴随互联网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体的传播行为,各国均有许多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我国新闻出版署1990年颁布实施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任何报纸不得刊载”“煽动抗拒、破坏宪法法律实施的”,“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国家或煽动叛乱,暴乱的”,和“煽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容。针对国际联网后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国务院于199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要求从事国际联网业务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漏国家秘密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妨碍社会治安的信息和淫秽色情等信息。同时还规定了违反“暂行规定”的处罚办法。2000年,国务院又颁布《互联网信息管理办法》,对禁止制作、复制、发布、传播的信息内容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法规,例如美国的《联邦计算机安全处罚条例》、德国的《信息安全法》、英国的《刑事司法与公告秩序修正条例》等等。

(二)出境信息与国内信息的协调

对出境信息进行把关,只是政府把关控制的一个方面。如果出境信息与国内信息不一致、不协调,出现噪音或相互矛盾的情况,政府对出境信息的管理与控制最终也会失效。因此,在进行较大规模的对外信息传播之前,各国政府都力求做好国内舆论的引导、协调工作,使之相对统一起来,形成一致的对外传播口径,从而使出境信息传播产生最大的效力。在这方面,美国政府有着比较强的协调意识。以两次海湾战争为例。

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的起因是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为了“解放科威特”,“建立国际新秩序”,同时为了维护自己在海湾地区的利益,美国敦促联合国授权以美为首的北约对伊宣战,从而发动了一场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参战国最多的局部战争。最初美国民众对这场战争的兴趣并不大。因为海湾战争前,美国是伊拉克的盟友,两伊战争中始终站在伊拉克一边(不料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从朋友到敌人,总要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为了帮助民众尽快完成这个转变,“在整个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传媒力图把萨达姆.侯赛因魔鬼化。……‘野兽’和‘魔鬼’是用于这位伊拉克总统的典型称号。曾于1987年两伊战争高峰期间敦促美国增加对萨达姆援助的《新共和》杂志,现在把封面照片上萨达姆的胡须也动了手术,修改成希特勒那样”。1 伴随着媒体对萨达姆妖魔化和谴责性的报道,美国民众对政府决策的支持率逐渐上升。战争打响以后,美国精神被空前地激发起来,媒体的报道和民众的热情也达到了顶峰。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的起因是“反恐”。“9.11”之后,布什政府立即提出“邪恶轴心”说,伊拉克名列其中,且“邪恶”的程度不断升级,以至成为美国人的头号敌人,不“倒萨”不足以平民愤。尽管美国始终拿不出萨达姆同拉登“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证据,也没有得到进攻伊拉克的“合法认可”,但“倒萨”已和“反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配合政府的立场,美国最有影响的媒体——主要电视和广播网、《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主要的有线服务系统高速运转,及时传达着总统、政府官员、军界人士的声音。由于“倒萨”成为“反恐”的重要环节,与美国国家利益以及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政府与媒体的鼓动下,美国民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对政府的支持率居高不下(战前支持率达到60—70%),美国军队也就在一片支持声中进行了“复仇”之战。虽然这场战争的合理性受到国际舆论的质疑,战争带来的创伤和负面影响也远未消除,但是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引导国内舆论、形成统一的对外传播口径方面,政府可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我国政府一向重视对出境信息的把关控制,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强调“内外有别”的原则,我们在内部舆论和出境信息的协调控制方面缺乏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特别是互联网逐渐普及以后,“内”与“外”的界限已经变得日益模糊。国内的信息(包括形成的舆论)很快就能传到国外,引起相关方面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内的舆论与政府表态不一致,或出现相悖的情形,就会对国家的外交努力与外交政策产生负面影响。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外交部新闻司设立了“公众外交处”,以期通过对国内民众舆论的引导与协调,达到最佳的外交效果。当然,由于内部传播和出境信息传播面对的受众不同,内和外还是“有别”的,但是这种“有别”不应当体现在内、外立场和态度的差异上,而应当更多地体现在出境信息形式的变通和技巧的运用上,所谓一个方针,两种方式。

二、出境信息的控制模式

如前所述,对于出境信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不予控制,只不过由于国体、政体的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每个国家施控的程度有所区别而已。关于不同国家的传播控制类型,《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作了概括性的归纳。所谓报刊的四种理论,即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实际上是指大众传播的四种控制观念及其与之相应的四种控制模式。虽然它基本上囊括了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控制模式,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且不论该书反映出的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色彩,“四种理论”(或模式)本身也带有某种绝对化的意味。仿佛一些国家的传播控制是不控制、弱控制或者有限控制,而另一些国家的传播控制是强控制和无限控制,这是必然的和不可改变的。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国家传播控制的强与弱,不但取决于它的社会制度,还取决于其他种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传播资源的占有量以及国家在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等等。伴随这些变量的变化,国家的传播控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在建国初期或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当国力尚不足以应对外来威胁时,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许多国家都会采取强行控制的传播策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传播资源占有量的增加,国家的传播控制就会发生变化,由强控制变为次强控制或弱控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例都说明了这一点。相反,在一些已经实行弱控制或者有限控制的国家,出于国家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其控制有时也会发生由“弱”到“强”的转化。美国海湾战争期间和“9.11”以后传播控制的强化,就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世界各国传播控制的强与弱不是静止的,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处于不断的变化、调整之中。

有鉴于此,我们依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借鉴物理学中狭义相对论有关物理过程所经历的时间、物体长度与运动速度之关系的论述,提出“传播控制的相对论模式”。这个模式不以传播控制类型框定国家,也不以国家所属的控制类型论短长,而是从世界各国传播控制的程度中抽象出“强”与“弱”两个极限,同时引入时间概念和相关变量(除了上述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等变量外,国家的“特殊时期”还可具体分解为社会转型期,战争、灾害、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等非正常状态),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因素的改变,一国的传播控制状况在两极之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传播控制的相对论模式”是一种动态的模式,它不但可以对所有国家传播控制的历史与现状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有助于人们摆脱冷战思维定式,客观地看待各国传播管理体制的调整与变化,探寻其普遍性的规律。俄罗斯传播控制的调整与变化,就是对“传播控制的相对论模式”最好的诠释。

我们知道,1985年是苏联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氏上台前,苏联处在一个长期的停滞时期。特别是70年代以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经济开始滑坡,国内长期潜伏着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机构臃肿、腐败滋生、因循守旧、纪律松弛等。受这一时期大环境的影响,苏联报刊也逐渐失去了活力,内容雷同,千篇一律。当时中央级报纸如《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消息报》(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等大量刊登会议文件、领导人讲话以及各种说教性的内容。人们对这两大报纸很不满意,戏称“《真理报》上没真理,《消息报》上没消息”。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苏共即提出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同时提出“进一步民主化”、“扩大公开性”的主张,并且对媒体寄予厚望。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从1985年底到1986年初,苏联媒体在宣传方针和报道内容上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开始大张旗鼓地披露和抨击社会中的阴暗面。一些媒体从批评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纲领发展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从批评个别领导人发展到直接攻击列宁、斯大林。面对媒体披露的大量问题,苏联民众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了——旧有的东西被打碎,新的东西又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出现了信仰真空,失去了精神支柱。加上这一时期苏联在经济上实行“休克疗法”,由于最初的调整不力使得经济迅速下滑,造成商品短缺、物资匮乏。苏联人民由此陷入精神、物质的双重困境中。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为使国家摆脱危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总统权力。该委员会行事仅三天,便告失败。“8.19事件”后,当时已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1991年6月由俄罗斯全民投票选出)下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停办共产党的报刊,并宣布将俄罗斯领土上几百家共产党的印刷厂、出版社收归国有。紧接着,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共解体后不久,苏联解体。

俄罗斯独立兴邦以后,其领导层就出现分化,形成相互对峙的两大权力中心——总统和议会。1992年至1993年间,二者的矛盾不断升级,进入胶着状态。1994年年底,叶利钦下令出兵攻打车臣,俄议会内部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都反对这一决定,反对的呼声伴随战争进程持续了两年之久。出于维护总统权威的需要,这一时期叶利钦采取了言论紧缩的政策,将反对派媒体的言论控制在最低限度。1996年叶利钦谋求连任总统,但是大选前的民意测验表明,叶利钦不占优势。当时国内的媒体寡头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等“两肋插刀”,为叶利钦提供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以及舆论支持,使叶利钦最终坐稳了总统宝座。作为回报,叶利钦向媒体寡头大幅度让利,使其势力逐渐渗透到国家决策层,最终导致失控的局面。叶利钦执政后期,俄罗斯新闻业总体上处在一种放任且放肆的状态:政府发布的任何一项政策措施以至法律文件,都会受到媒体,尤其是寡头控制的媒体紧随其后的攻击、谩骂。在一阵阵叫骂的声浪中,政府权威扫地。

2000年普京上台。他上台以后着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收复失去的舆论阵地,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他的“收复”行动分两步走:先是通过法律手段迫使寡头媒体从媒体领域,特别是影响重大的广播电视领域退位,以削弱其势力;其次,收回叶利钦于“8.19事件”后给予国外媒体的特权,规定在俄罗斯的传媒机构中,外资不得超过50%。总之,2000年至今,普京分步骤整治媒体市场,使反对派的舆论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他同时利用总统权力,在政策上向国家所属的媒体倾斜,收复了大片失地。他的连选连任,说明俄罗斯民众对他的执政能力及其言论政策是支持的。

从整体上看,无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俄罗斯前任总统叶利钦还是现任总统普京,都处于社会转型期,他们实行的传播控制政策也都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的。戈尔巴乔夫的“放”,适应了人们力求突破前苏联僵化的新闻体制的要求,因之才有了俄媒体多样化的局面。叶利钦的“收”有他的必要性——为了维护政权稳定,而他的“放”则是不得已而为之,其结果是寡头媒体愈益膨胀,以至妨碍了大局稳定。惟鉴于此,普京采取“收”的战略,以挽回失控的局面。这种“放”与“收”的轮替恰恰说明,在社会转型中,没有一成不变、一步到位的传播控制方法与模式,若干年前的“放”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若干年后的“收”也是必要的。而社会也就在这“放”与“收”的变奏中向前推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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