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进路及启示

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国家自主性;国家开放性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6-0043-08 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意即国家治理理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这一转化在西方先发内生型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国家自主性这一变量实现;而在中国不仅需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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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国家自主性;国家开放性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6-0043-08
  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意即国家治理理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这一转化在西方先发内生型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国家自主性这一变量实现;而在中国不仅需要国家自主性,还需要国家开放性。自主与开放作为一对矛盾,构成中国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双重变量;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力决定中国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性质、程度与水平。比如,近代中国的有限自主、被动开放,使国家治理理念走向资本主义化;现代中国的绝对自主、相对开放让国家治理理念走向社会主义化;而当代中国的强化自主、扩大开放,又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要继续推进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除了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外,还需处理好自主与开放的关系,在平衡二者关系中搞好民主法治建设,实现包容共享的国家治理目标。
  一、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内涵及中西分野
  (一)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内涵
  国家治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走向繁荣昌盛的政治基础和制度条件。国家治理行为之所以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条不紊地展开,因其背后有一整套理念在发挥调节功能,即国家治理理念对治理实践起着引领、规范和控制作用。自有国家以来,就有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和观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民族共同体内部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功能也发生相应变化,国家治理理念亦由传统向现代转化。
  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意味着人们对奴役、专制、等级、特权的批判和否定,以及对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向往和追求。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所从属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理念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念两种。前者既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立运行的需要,反映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和掠夺关系,又影响和指导资产者制定法律法规,维护和实现名义上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自主性;后者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反映的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国家按照社会主义先进治理理念并通过法定程序制定法律法规,维护劳动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同时避免既得利益集团对国家自主性的干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现代治理理念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念致力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普遍体现和真正落实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辩证否定和替代超越。从长远趋势看,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又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理念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相互碰撞、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并最终实现前者向后者的历史性转变。
  (二)自主性与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
  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在中西方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演化特点。一般而言,社会现代化分为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前者以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为代表,其治理理念现代化作为因变量,涉及国家自主性这一单一自变量。国家自主性即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并自主控制社会的行为。国家作为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政治力量,并未完全表现出为阶级统治服务的工具性,有时也会不顾统治阶级诉求而自主采取行动[1]。国家自主性对内表现为政府治理的全社会性,对外表现为国家主权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之所以需要国家自主性推进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是因为国家是共同体秩序下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规则的集合,任何社会力量都只能在国家法律制度和秩序规则范围内互动,否则社会就会一盘散沙,甚至导致无休止的杀戮、暴力和掠夺。规则和秩序“对任何取得社会固定性和不以单纯偶然性与任意性为转移的社会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2](p.896)。国家自主性之所以能够使国家治理理念付诸实践,是因为国家是一个由政治家、行政官僚和政治机构组成的独立决策主体,具备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和民族根本利益而非社会集团或政府部门局部利益的天然条件和独特优势。
  在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量新财富,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引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资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掌控国家机器,又通过法律重新规定财产权,因而使国家变成资本积累、资本流动及资本收益分配的保护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和稳固后,劳资矛盾日益凸显。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又要求国家通过权力模式的改变而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以换取工人对国家的忠诚。不仅如此,资本还将国家绑到对外殖民扩张的战车上,在全世界推销包括科技人文观念、政治自由思潮、弱肉强食规则在内的“世界文明”。总之,西方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主要借助于自主性,内生出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制度,又让其反作用于国家意识的增强和国家资源的整合,从而有效保护资本利益、缓和阶级矛盾,并服务于资本对国外资源和市场不断扩张的需要。
  (三)自主性、开放性与中国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
  借助国家自主性推进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中国国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既遵循世界治理理念现代化的普遍趋势和一般原则,同时又呈现出自身所特有的发展规律和演化路径;
  不仅需要国家自主性作为根本前提,而且涉及国家开放性这一必要的外在条件。
  自主性与开放性作为影响中国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两大因素,二者相互联结,缺一不可。离开自主性而一味强调开放性,就没有主权支撑和权威保障,再好的国家治理理念也无法落实;离开开放性而片面强调自主性,就会缺乏坐标参照和经验借鉴,对国家治理理念的探索就很有可能误入歧途而不自知。特定时空背景下国家自主性和开放性相互作用,决定了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 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能否被顺利推进,关键也在于自主与开放二者之间能否达到一种制度设计上的平衡。
  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国家自主性遭到极大破坏。推进国家治理理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化,必须以增强国家自主性为前提,否则会因中央权威的缺乏而使这种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大规模转化的愿景化为泡影。国家自主性的增强又必须以现代国家治理理念为先导,即以之作为重塑国家自主性的政策纲领与旗帜引领。国家治理理念被用来指导革命运动,而后才有了政权转移和制度变迁,从而使国家自主性服务于本民族整体利益。此外,国家自主性所需要的中央新权威,也离不开先进国家治理理念为其所提供的合法性辩护,以使其具有调动全部社会资源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由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理念已不能在中国本土内生,只能靠外来输入,所以,当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之后,中国人还要主动走出去,学习西方先进治理经验,同时又不能丧失主体适用原则。如何在对外开放环境中保持自主原则,在坚持自主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治理成果,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演化历程
  近代以降,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中华民族面临诸如列强侵略、文化凋敝、民族危难、民生维艰的内忧外患。民族生存的空间挤压又导致了国家自主性下降,即国家动员、支配、控制社会资源和维护民族整体利益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中国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就是以国家自主性丧失、被动开放为逻辑起点的。中华民国成立后,民族资产阶级曾尝试引入西方治理理念,重塑中国国家自主性。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性质均未发生变化,国家自主性并未得到有效提升,被动开放局面尚未改观,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梦想最终也没有转变为现实。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一方面,国家自主性呈极强状态,国家能按自己的政治意图执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会受任何利益集团的阻挠[3];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原因,党和国家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与世隔绝,没有及时引入西方先进文明成果,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又带来国家治理理念的教条化,从而使得这一时期党对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方案和方式的探索异常曲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但有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出于自利考虑,不服从中央整体制度安排,加之国内外既得利益集团逐步发展壮大,影响改革决策,致使国家自主性流失,导致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严重。近年来执政者对国家治理理念的及时调整及坚决落实,有效抑制了国家自主性流失及来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宪政思潮对中国渗透的态势。总之,从清朝末年以来,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开放性这种循环往复的交互运动,构成了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内在根据与样式图景。
  (一)近代中国的有限自主、被动开放与国家治理理念的资本主义化
  与中国前现代社会结构相适应,建立在“中国为天下中心”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儒家意识形态一直作为维护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石,也是传统中国塑造国家自主性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自世界历史驶入现代化的轨道以来,服务于资本扩张的需要,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国家自主性逐步丧失。面对外来侵略和价值冲突所引发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仁人志士开始在多元社会结构中探索强国富民的先进治理理念。先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放眼世界、师夷长技的主张,散播现代观念,以适应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至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刺激和压力下,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开始进行旨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术,开办一批近代军工、民用企业,开创了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些士绅又兴办了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并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族资本家和由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
  近代以降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绅商阶层,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成为实践新的国家治理理念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托古改制”为旗号引入日式新法的百日维新,企图从器物层面的变革导向制度层面的变革,遭到守旧统治者全面反抗和扼杀。戊戌变法的失败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试图学习日本治理理念的希望和机会彻底丧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已接受西方思想和日本经验的海外中国留学生,成立了具有完全意义的现代政党——同盟会,并成为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推进主体。商会、学会、科学社、演讲会成为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新式学校、报馆、译书馆以通商口岸为中心散播近代国家观念和民主主义思想,凝聚要求变革的强大思潮。强大变革思潮和新生社会力量有机互动,辛亥革命由此爆发。这次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以美国制度为样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工商业社会治理理念战胜农业社会治理理念的一次伟大胜利,是历史的必然。民国初年,随着国会的建立、现代政党政治的初步发展以及新式教育和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西方新思想竞相引入,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治理理念得到了广泛传播,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传统治理理念向现代治理理念转型的重要一步。
  领导辛亥革命、缔造中华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领袖孙中山一生追求法治与宪政理想,倡导分权制衡、权能分治的国家治理原则。由于民国时期民族尚未独立、中央缺乏权威,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无法汇集,这些理想色彩比较浓厚的治理理念不可能有效发挥其改造旧结构、建立新结构、增强国家自主性的应有作用。辛亥革命和民国政府政策也没有使农村底层发生彻底变革,农村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以及广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归因于民智未启,故诉诸文化启蒙,即通过引进西方强势文明来改造国民性,剔除僵化礼教的传统治理方式,创设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治理条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展开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西方国家治理的内在悖论,即在肯定其解构传统治理体系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亦具有两极分化、精神堕落、生态破坏等不可克服的弊端和缺陷。最终,在传统治理理念断裂与新型治理理念缺失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价值真空。这也说明,面对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中国人民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特征,照搬西方国家治理模式,并不能真正提升国家自主性并使本民族摆脱危机、走出困境。中国人民迫切需要能同本土文化相兼容的科学理论,使之在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实现对传统的革命性转换,刺激传统中可实现现代化因素的增长,从而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现实及未来的源头活水[4]。 (二)现代中国的绝对自主、相对开放与国家治理理念的社会主义化
  随着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由单一、封闭、和平被迫走向多元、开放、战争,国家自主性受到极大挑战,因而需要对固有的治国理政经验进行调整或变换,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生存条件。然而,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各层面的变革方式都未能彻底改变民族生存状况,国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以阶级斗争重塑国家自主性、推进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
  民国初年,由于民族工业快速发展,地方军阀分而治之,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氛围相对宽松,各种思潮、学说都可以粉墨登场并在文化市场上一比优劣。新村主义、工读互助、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理念纷纷涌向市面,争相斗艳。
  在当时流行的诸多社会思潮中,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和信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通过革命斗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理论主张,可以指导中国人民创造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以及中央权威等诸多深层次的国家自主性条件,加之其与中国传统治理方式及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有许多契合之处,因而在与众学说进行碰撞和比较中脱颖而出,逐步占领了先进意识形态制高点,改变了过去中国人精神上被动、彷徨的境地。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5](p.1471)“自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5](p.1470)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治理理念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以新民主主义建设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论为基本构成的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这些治理理念包含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政治挂帅、从严治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党团动员、统一战线,思想教育、群众路线等基本内容,平衡和协调由核心价值、权威决策、经济发展、社会保证和政治互动等构成的国家治理结构。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国家自主性问题的伟大理论成果。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念指引下,陕甘宁边区成为实施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最进步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长期以来为人民所极端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战局面的结束,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从而为重塑国家自主性、实现民族振兴创造了根本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树立起绝对的权威。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正是由于具备极强的国家自主性条件,中国政府很快解决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彻底净化了社会风气,根本改变了社会面貌,还敢于和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相抗衡。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际,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对本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治理,马列主义书本上没有现成答案。当时有人就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认为“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 [6](p.482)。对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处理这一关系问题上,他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既要“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又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将我国将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自主和开放二元张力中把握和实现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动态平衡,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宝贵经验。
  随着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的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国家只能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探索国家治理的具体理念和方式。由于没有国际经验的参照和借鉴,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治理蓝图的设计不乏主观、空想色彩,严重脱离实际,掉进了教条主义的泥潭。比如,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
  但这些认识明显地带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理解,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6](p.1715)。“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否定一切、反对一切,闭关锁国、盲目排外,不可能使国家治理真正走向现代化。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7](p.117)
  (三)当代中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国家治理理念的调适和完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中西方交流互动、共生共融的全球化场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积极探索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新的道路模式,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改善民生、大规模减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尊重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文化自信阐发旧邦新命、加强生态制度和生态文化建设等。与此同时,市场化背景下国家权威的维系机制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渐进转型,新旧治理理念的转换以及新型治理理念的试验,难免使国家自主性出现隐性流失;加之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宪政思潮的渗透,引发国家对经济社会治理理念的立场考量和方向选择。比如,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央地关系方面,为调动地方主动性,国家对中央和地方进行权力分割。由于地方政府获得较大自主权,中央和地方之间又缺乏有效的制度整合和法律约束,结果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中南海”
  [3]。再如,在政府和社会关系方面,政府行为市场化现象普遍,在履行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职能时缺位、错位,特别是国家再分配能力严重下降,即国家颁布的分配政策得不到或者不能充分地得到企业支持。由于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社会利益逐渐分化、固化,社会利益集团呈政治化趋势。在新政治经济结构中所形成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如私人资本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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