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从特困族群的消费文化看精准扶贫的实施策略

引导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市场机制与国家反贫困的政策作用下,大量贫困群体脱离贫困,奔上小康。然而,在新时期,在民族地区我们仍然能看到部分集中居住的少数民族居民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以下是lw54的小编为大家找到的探究从特困族群的消费文化看精准扶贫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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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市场机制与国家反贫困的政策作用下,大量贫困群体脱离贫困,奔上小康。然而,在新时期,在民族地区我们仍然能看到部分集中居住的少数民族居民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以下是lw54的小编为大家找到的探究从特困族群的消费文化看精准扶贫的实施策略。希望能帮助大家!

  【摘 要】A村苗寨苗族作为特困族群总体上遵循节俭主义的消费伦理,消费欲望与拥有的资源之间的张力较少,化解消费风险的途径是依赖政府,但年轻人群消费的竞争与攀比心理日益显现。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受到物质短缺和国家福利供给及外部消费主义文化等多方影响。其对于精准扶贫的政策含义在于扶贫措施在保留一定现金支付的福利保障的基础上应着眼于为贫困人群通过资产建设与能力提升创造发展机会,同时这个过程中应考虑贫困族群成员的竞争心理给予应有的内部激励。

  【关键词】苗族;精准扶贫;消费文化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市场机制与国家反贫困的政策作用下,大量贫困群体脱离贫困,奔上小康。然而,在新时期,在民族地区我们仍然能看到部分集中居住的少数民族居民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目前,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这些特殊困难群体是扶贫战略中的重点与难点。对于在外界看来这些非常贫困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贫困?他们有着一种怎样的消费文化?他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心理跟外界有何不同?在物质日益富足的时代,消费主义开始侵蚀中国社会的时候,他们的消费欲望与满足欲望的资源之间存在怎样的张力?他们的消费文化产生的机制是什么(市场机制与政府政策分别起到了什么作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少数民族贫困的理解,对于构建针对特困族群精准扶贫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在对少数民族的消费文化方面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很少有针对少数民族特困群体的研究,尤其是很少从反贫困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其中只有极少量的研究成果谈到少数民族困难群体的消费文化与反贫困的联系。方劲对云南的一个苗族社区进行研究发现,苗族同胞由于历史上处在不断迁移的生活中,定居生活的时间很晚,因而形成了一种不事积累的消费方式,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对他们摆脱贫困非常不利。 [1 ]另有研究者谈到少数民族由于人口的迁移以及市场化的作用,他们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变化,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变迁,他们比过去面临更大的消费风险。 [2 ]

  本文拟对G省一个极端贫困的少数民族村寨A村苗寨进行个案研究,从反贫困视角去探讨其消费文化,以图更好的理解这些贫困族群的贫困以及提高针对他们的精准扶贫行动的效果。

  二、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及其形成机制

  (一)A村苗寨苗族的生产与生活

  A村苗寨位于G省A市A村。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同胞因为长期没有户籍(直到2011年才被户籍管理部门注意到而得以上户口),生活极端贫困。A村苗寨苗族居民是从三十年前开始,陆续从G省其他地方因为逃荒或其他原因迁徙而来,目前共有16户人家,89口人,都是苗族,属于大花苗。为表述方便,本文一律称该村为A村苗寨。A村苗寨居民在此地繁衍生息,最多的已至第四代。A村苗寨坐落在一片石山上,植被稀少,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

  A村苗寨苗族族群的生产生活可由上户口为节点分为两个差异明显的阶段。A村苗寨居民在2011年5月上了户口,结束了漫长的没有户口、没有正式居民身份的生活。在上户口之前,A村苗寨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租种邻村居民的土地(他们自己没有土地,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A村苗寨居民由于在所在地没有户籍没有分到土地)、给附近居民打零工以及挖山药等。此外也自己开荒地,种玉米与蔬菜,但是荒地贫瘠,产出有限,到20世纪90年代,邻村因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增多,需要出租的土地增加以后,A村苗寨居民种自己荒地的就更少了。这一阶段,A村苗寨居民的生活处在温饱线以下,只能吃玉米粥等食物,衣服也极其简单,仅能蔽体。

  2010年,该村一村民外出发生交通事故,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得到了所在村委会的帮助。A村苗寨居民意识到加强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性,村寨中管事的人开始与所在行政村的村委会加强联系,并在村委会领导的帮助下向政府反映居民一直没有户口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几次来调查,最后在2011年5月正式做了户口登记。在上户口之后,政府对居民采取了多方面的帮扶措施。政府给村民建了房子,每户一栋,房子为两层楼房,总面积100多平方米,基本能满足村民居住需要。政府也给全体居民发放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额度略有差异,主要依据收入状况以及计划生育的状况。违反计划生育比较严重的农户,最低生活保障的数量要少一些。最低生活保障的发放并不完全依据收入水平,因为村民的收入其实难以真正量化,主要是依据是否有外出打工的,打工的职业情况等。与此同时,政府也为每户安排相应单位对口扶贫,如交通部门负责修路,水利部门帮助解决饮水问题以及其他部门实施相应的帮扶措施。上户口以及在政府的帮扶下居民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居民除了原来的生计方式以外,外出打工的增加了,尤其是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和逢年过节提供的油、粮等物资大大提高了其生活水平。村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并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二)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

  A村苗寨苗族长期处在极端贫困的状态,只是在最近才在政府的帮扶下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样一个特困族群有着怎样的消费文化?笔者在2013年至2014年前后3次在A村苗寨调研,通过非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及消费情况,发现这一苗族族群有着自己的消费文化或消费伦理。

  1.A村苗寨居民的节俭型消费伦理。A村苗寨居民生计属于生存型经济模式,他们以种地、山上挖药草、家畜养殖等为主要生计来源。由于没有田地,主要租种周围村寨的耕地,付出一定租金之后剩下的才是自己的收成,种地难以解决温饱。在养殖业方面,居民的养殖技术和资本有限,只有少量养殖,效益较低。近几年,政府发给他们每户一百只小鸡,由他们饲养,政府提供饲料,鸡下蛋后由政府来购买。目前小鸡死亡率高,政府也未能及时收购鸡蛋,养鸡还没有产生效益。另外,村里年轻人也外出打工,打工所得成为收入的一个重要补充。更为重要的是整个村寨都被政府纳入了低保范畴,所有居民享受政府低保,这成为居民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在这个生存型经济模式上,居民的消费基本是节俭型的,以温饱为目标,基本没有享乐型消费。居民的消费集中在吃饭、穿衣等满足基本需要的层次。村里老年人许多穿传统的苗族服装,这些衣服很多是自己缝制的,也有在市场上买的,成本很低。年纪较轻的村民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则穿的是外边流行的款式,但是属于比较便宜的衣服。年纪较大的村民穿的是集市地摊上买的解放鞋之类比较便宜的鞋子,年轻人要稍微讲究一些,穿便宜的运动鞋或廉价的皮鞋。在吃方面,以前主要吃玉米粥,现在吃上了米饭,菜主要是自家种的蔬菜,偶尔上集市买肉。平常吃肉较少,主要是来了客人或节日才有大鱼大肉,居民非常好客,客人来了,一般要盛情款待。一般居民家里基本没有多少值钱的电器,没有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只有一户居民家里有台洗衣机,但是平时主要用来放东西,没有用来洗衣服,因为洗衣机比较耗电耗水,而水电都需要用钱买。一般家庭有电视机,都是比较老式的那种,是居民主要的娱乐工具。居民家里的电器大多是政府或社会爱心人士赠送的。村民到镇里主要是走路,有个别家庭有摩托车。村民闲时主要看电视、聊天或赶场的时候逛逛集市。节庆、婚俗非常简单,一般没有复杂的仪式,在比较大的节日比如过年时有跳芦笙舞的习惯。有部分村民信仰基督教,圣诞节时会穿上民族服装去镇里做礼拜。这些活动所需货币支出都不多。另外,村民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中老年人没有往银行存钱的习惯,偶有余钱则以现金的方式存在家里。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村民没有闲钱,无需到银行存钱,而且以往基本与外界隔绝,自足自给,没有现代理财意识,没有与银行打交道的习惯,也不熟悉其中复杂的程序与规则。

  2.A村苗寨村寨年轻人的消费竞争。“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有房子住(政府帮建的),也都能吃饱饭了”。A村苗寨居民跟以前比较生活要好很多,主要在于政府福利供给不断增加,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市场机制也在发挥作用,原来居民只能种山上的荒地,现在租种周围村寨居民外出打工留下的土地而提高了收入。如果不是有意外支出,比如突然的伤病使其承受难以负担的医疗费用,居民大体能应付以及满意眼下的生活。从这个意义来说,居民的消费欲望与拥有资源之间只有很少的张力。村民对生活状况的较高满意度来自于与以前生活的比较,与原来相比,居民生活的条件显然有了显著提高。村民对于生活的要求很低,只要能吃饱饭,有遮风挡雨的房子就行了,这也是村民生活满意度高的原因。这表明外部世界的消费文化还没有对村民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在年轻人当中,情形在悄悄发生变化。随着外出打工增多,而且因为有了户口、有了正式的身份得以逐渐融入所在地域社会,村民尤其是年轻村民跟外界接触增多,消费方面也开始横向比较。这种横向比较带来了缺乏感,“缺钱”的感觉逐渐强烈起来。在问到遇到困难找谁帮忙时,诸多居民选择亲戚与政府帮忙。选择亲戚符合中国人“差序格局”人际交往的准则。而选择政府则说明了A村苗寨居民对于政府福利的依赖。政府给每人提供低保,低保成为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政府修路、改善饮水条件等帮扶措施对改善他们生产生活条件起了关键作用。

  (三)A村苗寨苗族消费文化的形成机制

  基本需求满足的动力当然来源于生理需要。但是消费除了满足需要外还有认同的功能,“人们的认同和人们的消费不过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就是我所消费的东西和采取的消费方式,另一方面,面对商品世界,我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是由我对我们是谁的看法所决定的。可见,人们从事消费,实质上不过是创造、维持或支持自己的认同。”[3 ]A村苗寨居民秉持节俭型消费主要源于物质短缺。而政府提供的最低保障是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从认同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消费方式要符合贫困者的要求,所以他们要把日常消费尽量地放低,否则就不符合一个贫困者的身份,会遭到周围人的否定。但是任何一个群体都是分层的,A村苗寨居民也不例外。消费也是分层的一个标准。在比较发达的其他地区的农民,人们努力赚钱要修建房子,房子的有与无、档次的高与低成为在社区中获取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贫困族群消费行为总体上服从穷人的标准,但在其内部是否存在某种竞争的机制呢?通过这种竞争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或者混得较好的与混得不好的区分开来。A村苗寨年纪较大的居民中我们很难看到消费上的攀比。长期的赤贫使节俭主义的伦理深入骨髓,他们以满足基本需求为限度,绝少有享乐型消费。一方面是因为主要的收入来自政府的保障,因此消费能力无从体现个人素质的优越,消费竞争没有意义;另一方面是拥有的物质资源提供给炫耀性消费的机会不多。但是在年轻人群中,消费中竞争或示范效应还是存在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购买手机等用品,“都要买贵的,便宜的不喜欢”,手机档次的高低体现了在外头混得是否有出息。年轻人在穿衣方面也开始受到外面时尚文化的影响,也有了土气和时髦的区分。这种竞争一方面给年轻人带来动力要想办法去打工挣钱,另一方面也带给他们心理焦虑。

  A村苗寨苗族消费文化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的物资短缺形成了他们节俭的消费伦理。在这一点跟以往一些研究结论不同,比如有学者研究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消费状况发现这些少数民族不事积累,有钱就进行享乐主义消费,用光了再想办法。[1 ] A村苗寨苗族包括那些条件稍好的家庭享乐型消费也受到抑制。另外接受最低生活保障影响到居民的消费心理,因为都属于政府保障的“穷人”,消费方面的认同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群体内部中消费的区分功能不能体现)。A村苗寨苗族每人都享受最低保障,包括其中收入高于保障线的家庭,对A村苗寨苗族族群来说最低生活保障已成为他们的一份固定收入。而年轻人中的消费攀比心理来自于媒体的示范作用和人口流动中对外部文化的接受,同时也是消费的认同机制作用的结果。外出打工是年轻人主要的生计方式,打工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入的过程,外部消费主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年轻人也更容易消除过去“饥饿”的记忆,在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以后,社会性需要开始显现,其中通过消费赢得“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对精准扶贫实施的启示

  A村苗寨苗族遵循节俭主义的消费伦理是源于长期的物质短缺,是经济理性驱动的结果,因为不这样,生活将难以为继。这种节俭主义的消费伦理下贫困者对于物质的贫乏有很强的忍耐力,眼下的贫困对于他们并不至于难以忍受,也不会导致他们心理的失衡。对于生活的较低要求是这些贫困群体发展出的一种特有的抗逆力。这种抗逆力是这些贫困群体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随着收入增长,这些贫困群体因为极节俭的消费而能积累一定的资产,并从资产积累中受益。着力于贫困群体的资产建设是反贫困的重要途径,相比单纯的物质帮助,对于贫困者的资产建设具有长期效应并使贫困者具备发展能力而最终摆脱贫穷 [4 ]。另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这些贫困群体并不会因为贫困而产生越轨行为,不会引致其他社会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节俭主义的消费伦理会不会导致反贫困的动力不足?比如贫困者的节俭主义产生所谓贫困文化,懒于进取,安于眼前的生活。以往很多反贫困的案例中表明贫困者动力不足是导致扶贫失败的重要原因。毕竟穷人的发展必须依靠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外界的帮助只能是辅助因素。许多批评者批评政府的一些扶贫政策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重视不够,不能调动起贫困者自身的积极性,是基于同一道理。因此,在反贫困的过程中如何既发挥贫困者的对贫困的忍耐能力而进行资产建设又能激发其进取精神值得思考。

  A村苗寨苗族有限的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之间依然存在某种张力。他们日常生活中缺钱的感受随着跟外界交往的增加而增加。他们已不能幸免地被纳入商品经济的潮流,消费风险不可避免。调查中了解到他们化解消费风险的途径主要是依靠政府。原因在于巨大风险来临时,这些贫困人群拥有的资源不足以去应对。同时也要看到长期的贫困容易使贫困者难以相信依靠自身力量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而政府父爱主义的扶贫行动也可能助长贫困者的依赖心理。依赖政府毕竟不应是长久之计。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靠直接输送资源扶贫是难以为继的。因此,政府在提供福利保障时应该限定在满足基本需要层面,即福利供给应是有限度的,以不至于产生福利依赖。同时应该更多地着眼于为贫困人群创造发展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市场机制最终改变贫困面貌。其中,通过资产建设提高发展能力以及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是重要途径。但是,在眼下,政府的福利供给还不可缺少,包括政府提供每个人的低保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满足基本需要的现金支出,一方面是解决眼下生存困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促进发展的需要,只有生存需要得到基本保障,才有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力量。如以前居民很少外出打工,一是连外出的路费都没有,二是年轻人的外出担心留在家里的老人或小孩可能饿死,缺乏外出的勇气。因此,应该在保留现有现金支出福利的情况下着眼于长远发展,从资产建设和能力提升着手促进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

  与此同时,A村苗寨苗族或多或少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之间消费示范效应和消费攀比心理或多或少的存在。以往扶贫政策常常把贫困人群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忽视了贫困人群之间的竞争心理。这种竞争心理并不因为特困族群的贫穷而完全消失,因为它源于人的普遍的社会性需要,消费竞争是其表现之一。因此在扶贫过程中,我们应该在他们之间采取某种激励措施,回应这种竞争心理,激发他们的动力,而不是人为的拉平他们之间的差距,导致扶贫措施的激励不足。

  四、讨 论

  西部地区集中居住的少数民族特殊贫困人口已成为新时期反贫困的难点和重点。他们的贫困往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贫困,比如残疾、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或者自然灾害导致的贫困。他们身体健康,而且劳动的意愿很强但依然深处贫困。丧失劳动能力者的贫困可能唯一的办法是国家的福利供给,而这些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却应是扶贫的主要对象所在,让他们最终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脱贫。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贫困人口的贫困有其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自然原因。A村苗寨苗族长期迁徙,现有居住地自然条件欠佳,缺乏发展所需资源,尤其是长期没有户口导致与世隔离加剧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社会发展程度和资源欠缺成为他们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针对他们的反贫困事业必定是艰难而漫长的。以往对于这些贫困人口的反贫困政策效果有限,主要在于缺少针对性的措施,都是基于政策决策者与实施者自己的立场去进行,因此效果都是有限的。因此,加强对贫困人口本身的研究对于反贫困尤其是当前的精准扶贫的实施是非常必要的。研究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能加深我们对于这些特殊贫困人群贫困的理解,也有助于构建针对性的精准扶贫措施。同时,A村苗寨苗族的个案研究也对其他人群的反贫困具有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方劲.民族社区发展中的消费文化与新贫困[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2] 杨小柳.国家、地方市场与贫困地区的变迁――广西凌云县背陇瑶的个案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9).

  [3] 王宁.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J].社会学研究,2007(1).

  [4] (美)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困难群体: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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