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最低资本要求研究的发展分析

一、引言 2012年3月29日,中国保监会公布了《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这标志着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以下简称偿二代)监管制度建设工作正式启动。偿二代建设的第一项工作是对偿一代的全面总结评估(陈文辉,2013)。毋庸置疑,在这个评估过程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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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2年3月29日,中国保监会公布了《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这标志着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以下简称“偿二代”)监管制度建设工作正式启动。“偿二代”建设的第一项工作是对“偿一代”的全面总结评估(陈文辉,2013)。毋庸置疑,在这个评估过程中,保险公司最低资本要求的总结将成为最重要的一环。那么,在“偿一代”体系下,最低资本要求主要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在“偿二代”建设中注意改正这些问题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引发了我们极大的兴趣。
事实上,保险监管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由于代理问题和信息成本有时会引起市场失灵(Klein,1995;Eling,et al.,2007)。因此一个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好的保险监管应该被设计成与完全竞争的市场产生尽可能一致的结果(Cummins,et al.,1992)。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很多监管措施被广泛应用,这些措施包括程序准入、监督监测、资本需求和信息披露等等(IAIS,2003)。而这里面的最低资本需求,往往又是各种监管体系的核心部分(Doff,2008)。
目前世界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资本标准主要有两大体系:欧盟的Solvency体系和美国的RBC体系。中国保监会在设计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的时候,分母主要借鉴了Solvency 0,分子则部分地借鉴了美国的RBC。由于本文将主要研究分母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1973年出台的Solvency 0的具体要求。
Solvency 0要求选取下面(1)、(2)的较大值作为最低资本需求:
(1)(会计年度保费基数1000万欧元以下部分的18%和1000万欧元以上部分的16%)×自留比例。
(2)(近三年平均综合赔款700万欧元以下部分的26%和700万欧元以上部分的23%)×自留比例。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中国保监会于2003年公布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要求使用以下(1)、(2)的较大值作为最低资本要求:(1)会计年度自留保费减营业税金及附加后1亿元以下部分的18%和1亿元以上部分的16%;(2)近三年平均综合赔款7000万以下部分的26%和7000万以上部分的23%。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与Solvency 0相比,我们只是简单地做了一个汇率换算。即将1000万欧元改成了1亿元人民币,将700万欧元改成了7000万人民币。其他类似18%、16%等拐点参数,我们都没有修改。有鉴于此,《规定》可能是缺乏“经验基础”的。那么,中国的最低资本需求究竟该是多少呢?本文试图将中国的经验数据重新带入Campagne(1961)模型,以检验目前的最低资本需求是否合适,以期为中国“偿二代”改革提出建议。又由于很多研究(占梦雅,2006;任燕燕、张晓、郭金龙,2009)都证实了“规定”中的第二项几乎不起作用,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第一项有关保费的参数检验上。
二、文献回顾和评论
自1998年中国保监会成立以来,偿付能力监管就成为中国保险业监管的核心。研究偿付能力监管,是理解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公司监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Campagne,et al.(1948)和F104Y5173.jpg(1952)分别在荷兰和芬兰对偿付能力展开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F104Y5173.jpg(1952)首次提到了偿付能力溢额这个概念,即认可资产和认可负债的差额,亦称实际资本。但是我们还必须弄清的一个问题是,实际可利用的资本和监管当局要求的资本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一个F104Y5173.jpg(1952)定义的真实值,而后者则是监管当局出于保护保单持有人利益的一个要求值。理论上的资本要求,一般都是监管当局要求的最低持有资本数量,一旦实际资本低于这个最低要求,则监管当局将进行监管干预。对监管者来说,最低资本要求的设计工作是尤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那么,监管当局是如何设计这个理论上的最低要求“值”呢?里程碑的工作是Campagne(1961)做出的。Campagne(1961)的数据基础是一些欧洲国家1952~1957年非寿险公司的保单年度数据,并假设费用率为常数42%。Campagne(1961)设损失率服从Beta分布,并利用VaR的思想估计出欧洲国家损失率大于83%的概率不超过0.03%,则综合成本率为42%+83%=125%。换言之,公司需要保费的25%的额外资本准备,以保证公司未来一年偿付能力充足的概率不低于99.9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Campagne(1961)提到的赔付率是83%,对应的置信水平是99.97%,这样算出来的针对保费的最低资本要求比率是25%。但在经历上世纪60年代一系列的政治谈判和妥协之后,折中的方案是1000万单位货币以下的18%和1000万单位货币以上的16%(欧洲1973年Solvency 0中的相应规定)。我们根据Campagne(1961)和Dreassi and Miani(2008)提供的数据对18%和16%进行了回溯,发现这两个比率对应的置信水平分别是99.5%和99.2%。由于本文要做的一个具体工作是,利用中国的数据检验18%和16%的合理性问题,因此在检验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咬住”相同的标准。我们不能用99.97%的置信水平去检验99.5%的标准是否合适(如果这样,恐怕就有一个“偷梁换柱”的嫌疑,那么检验的结果很可能是现有标准偏低了,而以往的国内研究很少注意这一点),因此本文将重点检验99.5%(对应18%)和99.2%(对应16%)两个置信水平。
在欧洲推出Solvency 0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又有很多文献(Daykin,1984;Kastelijn & Remmerswaal,1986;Pentikainen,1982;Norberg & Sundt,1985)继续深入对最低资本要求进行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研究(Daykin,1984;Daykin & Hey,1990)渐渐形成了一个趋势,即在设计最低资本需求时应该将保险公司面临的各种风险考虑进去。这种考虑最低资本需求的思想被称为“基于风险(Rsk Based)”或者“风险导向(Risk Oriented)”(IAA,2004;F104Y5174.jpg,2005)。目前欧盟即将推出的SolvencyⅡ就是基于这样的原理来计算资本需求。但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中国数据检验目前中国保监会所借鉴的Solvency 0的合理性,因此,我们的文献评论将不再涉及SolvencyⅡ或者基于风险的资本需求计量。
国内学者对我国现行的监管标准也进行了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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