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坚持和改善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自然地形成的,并非主观选择的结果。应该正确总结极“左”时期人民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的历史教训,为民主 政治 建设找到正确的道路。民主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全面引进西方多党民主制是政治“幼稚性”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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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自然地形成的,并非主观选择的结果。应该正确总结极“左”时期人民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的历史教训,为民主政治建设找到正确的道路。民主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全面引进西方多党民主制是政治“幼稚性”的表现,但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我们都应注意吸取。
  关键词: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制度;民主革命;改革开放;多党民主制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关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近年来,这方面的讨论很多,也出现了众多不同的意见,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其中,关于在中国引进西方多党民主制度的意见引起了较多关注,本文亦打算就此谈一些看法。
  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具有一般历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西方民主革命后建立起了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且在这个制度下实现现代化并走向繁荣。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同样的道路而要另辟蹊径呢?
  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是列宁开拓的社会主义东方道路最有成就的继承者。东方道路与欧美近现代化道路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由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东方无产阶级政党在帝国主义时代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东方国家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科学的纲领,毅然担负起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并在胜利后进一步完成民主改造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责任。列宁把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归结为一句话:我们的政治变革先于我们正面临的文化变革。这里的“政治变革”,就是指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并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政权而不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权。这里的“文化变革”,指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发展经济,对社会进行民主改造,“完成”革命并自觉地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过渡。
  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的不同,是使东西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这与其说是不同的政党和领袖们的作用,不如说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在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1]252。在封建社会后期,资产阶级由被压迫者逐步发展成为同封建贵族相抗衡的势力。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得到了包括小生产者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的支持,并最终赢得了反对封建统治的胜利,赢得了政权。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始终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253。西方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都曾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叶,当西方一些国家还在争取“政治变革”的时候,它的“文化变革”的内在矛盾却已经日益暴露和激化起来。历史呼唤着新的时代领袖,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问世,有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此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和它们同东方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些矛盾直接影响着东方国家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其最鲜明的表现: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退化。这里的“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加强起来的民主进步”543。他们不敢担当起欧美先辈们领导民主革命并赢得真正胜利的责任。二是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增强。这里的无产阶级得到了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启示和鼓舞,得到了广大劳动者的支持。他们的领袖更懂得:“无产阶级所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取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43无产阶级在它还相对弱小的状况下提前独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担当起本来应由他们的对手——资产阶级——担当的角色,领导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因此,东方国家在“政治变革”后形成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它开始于俄国的十月革命。
  中国作为“更是农民的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19世纪,开始了最为痛苦的历程。神州陆沉,唤起了救亡之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再到辛亥革命的失败历史,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寻找新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毅然担负起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中国“政治变革”以后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与革命后的俄国是一致的,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制度,但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其一,中国“政治变革”后的政权容纳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从旧统治集团里分化出来的、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切力量。而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实际上只容纳了一部分贫苦农民,作为广大小生产者政治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其二,中国的“政治变革”经历了从局部到全国的长期推进过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苏维埃根据地就有十年红色政权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三制”政权制度。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有过建立联合政府的提议。抗战胜利后,我党曾同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为争取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共同奋斗。直到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一些政治势力争取“第三条道路”的计划破产,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才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一致形成了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是这个纲领,肯定了工人阶级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地位。《共同纲领》颁布后,各民主党派随即宣布它为自己的党的纲领,并加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表述。由此可见,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地形成的,并非哪个人主观选择的结果。
  二、找准发展民主政治的主要矛盾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年时间里,我国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尤其是人民民主制度受到了极大破坏。正因为如此,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曾经为民主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产生了怀疑。为此,必须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已经有了原则结论,它为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指明了方向。
  20年曲折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集体对“完成”民主革命缺乏科学的理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这个结论为《新民主主义论》所强调,更为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所肯定。这些文件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济政策上只限于“节制资本”,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只实行“平均地权”,做到“耕者有其田”,“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存在的”。但是,对于怎样才算是“完成”了前一革命过程,在怎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则语焉不详。
  新中国建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三大改造”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实际上是在解读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含义。当时,从经济领域来说,农村因为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生产力有了一次大的解放,但并未实现质的变化,劳动资料还只是一些手工农具,劳动者还只是刚摆脱封建剥削的农民,农村还只是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工业经济还只是在长期战争造成的创伤中开始有所恢复,生产力的本质也没有任何改变。资本主义此时还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没有大的发展,更没有“操纵国民生计”的危险。国家没收官僚资本形成的国有资本相对于民族资本主义来说是如此强大,国家在应对暂时经济困难时所采取的“统购统销”政策使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凌驾于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在“总路线”酝酿和提出之初,还曾有过一些合理的思考,如把“过渡”的步骤同工业化的发展联系起来;注意各阶层特别是工商业者的反应,并作出适当的解释等。但在“三大改造”的具体实践中,尤其是在1955年以后,这些思考已基本上不再被提及,不但加快了改造的速度,而且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纯洁度”。此时,已经很少有人顾及党内外的反对和质疑,民粹主义思潮压倒了一切。

 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既造成了经济发展的挫折,也造成了对民主政治的破坏。其一,没有社会化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现代的“乌托邦”,必然给农民带来极大的伤害,使工农联盟名存实亡。其二,按新民主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政治队伍面临重新改组,已经失去了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能否存在,“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394。其三,意识形态上的是是非非被重新界定。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检验香花或毒草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在小生产基础上实现的“社会化”道路。其四,因为是用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去实现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化”,一切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不应该采用的措施都不得不采用了,这就使上述矛盾更加尖锐化,导致法制的大破坏。
  从“三大改造”开始到后期的“加速”,特别是从“反右”斗争开始的对民主制度的破坏,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也有很大的关系。新中国建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复辟保持高度警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随之引发的波匈事件,使我党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更为加剧。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对本国事件发生的原因有过全面的总结,其中首先就涉及拉科西时代党和国家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对民主和法制的破坏。但是,毛泽东却认为:“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侵朝战争以后对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370。毛泽东本来对苏共二十大的诸多行动是持保留态度的。波匈事件以后,他加大了对苏共二十大的否定看法,增强了对修正主义的担忧。他批判说:“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321因此,他要抓住斯大林这把“刀子”。如果说,1956年前,毛泽东力主加快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是出于民粹主义的痼疾,是对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忧郁症”,那么,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以后不断加强的“纯洁”社会主义的诸多措施和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则是出于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担忧。两者结合,形成了一种“综合症”。
  党破坏了自己缔造的民主制度,又提出了所谓的“大民主”,民主政治体制终于蜕变为个人集权制同无政府主义的畸形结合体。执政党无法实施有效领导;民主党派无法实施参政议政、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一般群众既成为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从直接原因来看,这段历史似乎是毛泽东等少数人的错误造成的。但从深层次看,它又是刚从数千年封建制度下挣脱出来,在远未实现生产社会化的小生产者占优势的社会里难以避免的现象。领袖、政党和群众都是历史的产物,都不能在一夜间摆脱历史的重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在表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决心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变造成民主被破坏的历史条件上,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一,经济建设的成就为政治民主化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在普遍贫困和文化低下的条件下,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其二,推进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对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民主化发挥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数以亿计的农民从人民公社中解脱出来,成为现代民主制度发展的重要基础。亿万群众从沉重的“臣民”意识转为对“人民”角色的自我认定,是民主意识的群众性飞跃。其三,对外开放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有利于接受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主张引进西方多党制的人们未能从根本上认识我国20年曲折道路的原因,是一种政治“幼稚性”的表现。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最坚决的社会化”方针时指出:“要由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实际上,试图通过西方多党制立即过渡到“民主化”,靠所谓的“坚决性”同样是不够的。仅就西方民主来看,它们的“多党制”同样经历过曲折反复的历史,是在数以百年计的生产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总之,“民主化”和“社会化”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我们已经在“社会化”问题上因违背“自然历史过程”而受到了惩罚;今天,亚非一些国家在“民主化”问题上因西方大国的强制或引诱而违背“自然历史过程”并正受到惩罚,我们难道不应该引以为戒吗?我党遵循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中国实际和历史经验,循序渐进,发挥现有政治制度的优势,从改善基础条件着手,改造封建主义、民粹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这才是科学的选择。
  三、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针对民粹派“绕过卡夫丁峡谷”的策略而提出的。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人们对此也已理解并加以肯定。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人们对此的关注则显然不够。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经过数以百年计发展的“肯定成果”。资产阶级民主在它诞生之日起,就优越于封建****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它已经被打上了工人阶级的烙印。民主制度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具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且,“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今天,我国已经走上了发展人民民主的崭新道路,全盘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肯定是错误的,但决不能忽略其中的“肯定成果”。
  吸取西方民主政治方面的“肯定成果”,不只是在形式,主要还是在于内容。西方民主诞生以来一直是为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服务的,它对西方资本主义渡过数次经济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谓“打上工人阶级的烙印”,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转化。今天,在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内容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西方学者说的资本的“民主化”(股权的分散)、合作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对垄断资本的某种控制却是真实的。生产关系的积极变化,主要还在于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的提高,以及在分配份额上(包括工资和福利)的增加。这些变化虽未能根本改变西方社会的性质,但它毕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进步。
  毛泽东说过:“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366-367,其根据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从而消灭了阶级。然而历史证明,没有社会化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最广大的民主”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10]525,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过程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并保证它们合法的权益,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对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关心和保护,应该是“最广大的民主”的重要表现。改革开放30年来,广大工农群众政治经济状况的改善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为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乃至牺牲,有些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其中一些人甚至滑落到更加弱势的地位。今天,当年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的“耐普曼”在我国发展起来。从总体来说,它们是合法的,其历史作用是进步的,但其间也不乏非法的成分。改革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秩序依然存在,市场经济秩序尚未成熟,加之旧的经济体制的影响、法制尚不完善以及“利用”资本主义时不可避免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几者结合就出现了

人们常说的“特殊利益集团”。它存在于各个层次之中。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权力与财力的结合;其非法的“寻租”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新世纪以来,国家加强了关系经济命脉的垄断企业的发展,这对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社会各阶层对此多有诟病,被认为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最突出表现。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曾提醒党要关注国家资本主义这辆“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10]628。我们今天遇到的许多问题,无疑应该引起党和国家对垄断企业这辆“超大型的汽车”运行中暴露出的问题的重视,时刻注意它是否违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是否偏离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方向。

 在关注上述重大问题的前提下,还应该在具体运行上吸取西方民主的“肯定成果”。
  第一,关于重大决策的民主化。在已经取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之时,党中央还在不断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问题,针对的是现实中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执政行为中的弊端。党内已形成一种习惯性思维,即把党的领导原则片面地解读为“各级党组织领导一切”,乃至发展为“书记领导一切”,把“人民当家作主”变成了“我替人民作主”。今天,个人迷信或许不可能再度出现,但“权力迷信”依然严重制约着民主的发展。因此,吸收西方多党制的“肯定成果”,广开言路,加强监督,无疑将有助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正确贯彻落实。
  第二,关于干部政策民主化问题。现在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相当严重的“眼睛向上不向下”的问题,许多干部关心的是上级领导而不是群众对其政绩的认可,这是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吸取“西方民主”的选票效应,当可治理这一弊端。选举权是民主权利最基本的内容,必须让人民越来越多地享有这一权利。
  第三,关于群众权益的保障问题。西方有一整套调节社会矛盾的税收政策和福利制度,它是工人运动长期斗争得来的,是“民主”的硕果。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固然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但我们有更好的政治条件,应该根据我国国力逐步推行相关政策。
  第四,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严格依法办事,执法必严。现在,面对一般人的违法行为,依法办事通常是可以做到的,但面对权贵时,依法办事有时就会受到一些干扰。这一点,我们显然落后于西方民主国家,因此,也应该认真吸取它们的“肯定成果”。
  毛泽东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368笔者认为,这话不完全正确。应该说,它是“手段”,但更重要的却是目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272,这里的“民主”就是手段。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里,“民主”也是手段。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73的新社会,这里,“民主”就成了目的。人的自由发展能离开民主吗?显然不能。所以,没有民主就建不成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也就不是社会主义。当然,民主也是历史的,民主作为手段或目的,都需经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不妨坦率地说,限于历史的条件,我们一时还无法完全做到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做到、而且从民主的要求来说应该做到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肯定成果”,一步步地推进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这也正是党带领我们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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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教育课程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90.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8.
  [10]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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