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论文之文学是历史的肉

说起中国古典小说,通常就是说顺了嘴的那个四大名著。作为常识,这当然没有问题;作为学术,还有很多视野空间需要我们去领略。比如成于明末清初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西周生缉著),就不大为今天的读者所熟知。我之所以看重这部古典小说,仰赖于它对十七世纪山东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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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中国古典小说,通常就是说顺了嘴的那个四大名著。作为常识,这当然没有问题;作为学术,还有很多视野空间需要我们去领略。比如成于明末清初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西周生缉著),就不大为今天的读者所熟知。我之所以看重这部古典小说,仰赖于它对十七世纪山东风土人情的揭示,使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明朝史的另一面。我们说文学是历史的肉,此即所指也。

  中国的古典小说,大都犯一个毛病,爱凑整数。《封神演义》、《金瓶梅》、《西游记》、《镜花缘》等均为一百回,《红楼梦》、《水浒传》等均为一百二十回。《醒世姻缘传》也不例外,一百回;但我真正看好的却是它的前二十二回。此后的七十八回,以佛教的轮回报应为支点,俨然已是另一个故事了,以为不佳,就不说它了。本文只说说它的前二十二回,借以让我们看看,西周生(胡适考证西周生即为蒲松龄)通过《醒世姻缘传》这个平台,对明朝政制都表达了哪些观点。

  鸡犬升天

  晁思孝一家,是《醒世姻缘传》的故事中心。开篇第一回,上来就讲穷秀才晁思孝如何得志,当了县长。消息一出,即有那破落户央亲傍眷,求情托面,有来投身为仆的,有前来献屋送田的,更有上门送钱的。晁家是顺水推舟,一概笑纳。不出十日,家丁有了数十名,银子有了数千两。

  《儒林外史》第三回,范进中举后的情景,与晁思孝当了县长时的情景,相差无几。不同的是,张乡绅除了给范进送来五十两银子外,同时又死活赠送范进一座三进三间的小院。为了以示庆贺,范家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热闹非凡。到第四日,范进的母亲起来吃过早点,走到第三进房子内,见儿媳绫罗绸缎地穿着,督率着家人、媳妇、丫鬟,洗碗盏杯箸。老太太看了,说道:“你们嫂嫂、姑娘们要仔细些,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家人、媳妇道:“老太太,哪里是别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丫鬟和媳妇齐声说道:“怎么不是!岂但这些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听了,把细瓷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随即一倒,乐死了。

  也就是说,西周生和吴敬梓前后这两个作家,用自己的笔写了一个相同版本的故事。有种观点认为,身在清朝的吴敬梓,将《儒林外史》的故事假托于明朝。实在说来,这类故事是用不着假托的。明朝也罢,清朝也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是不会因为朝代的交替而改变的。是个专制社会,这样的事都会层出不穷地发生。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揭示社会问题的作家,西周生的文学地位也正奠定于此——在“人人眼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失语状态下,他通过小说表达了人们最想表达的观点。我评判一个作家,往往会先入为主地看他干预社会的程度,因为责任与良知,是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

  脱靴遗爱

  一个人如果要叹世,往往会说“人心不古”这句话。我们知道,这当然是指古人的处世行为,言之大意,是说今天的人,没有古人忠与厚。我们可以想一想,古人之心就一定都古(忠厚)吗?西周生通过他犀利的笔告诉我们,不尽然也。比如这晁思孝当了县长后,他“一身的精神命脉,第一用在几家乡宦身上,其次又用在上司身上。待那秀才百姓,即如有宿世冤仇的一般”。什么意思呢?就是联络好了上司和本县有头有脸的人,他这个县长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刮地皮了。

  后来,这晁思孝打通关节,花两千两银子,又买了个通州的州长做。晁思孝离旧任上新任之际,华亭县的四乡百姓,恨如蛇蝎,巴不得他这个贪官快些滚蛋。然这晁思孝廉耻全无,竟然还要按照传统习惯,把自己打扮成个好官,叫百姓给他来个“脱靴遗爱”,以示百姓舍不得他走。咱们想想,这晁思孝在职期间,待百姓和知识分子如世冤,谁会去脱他的臭靴子?

  别看这晁县长对百姓和知识分子不好,但对乡宦举人,却极尽奉承和拉拢。所以,关键时候,乡宦举人们便酸溜溜地站出来了:“这个晁父母不说自己在士民上刻毒,不知的只说华亭风俗不厚。我们大家做个帐词,教我们各家的子弟为首,写了通学的名字,央教官领了送去;再备个彩亭,寻双靴,也叫我们众家佃户庄客,假妆了百姓,与他脱脱靴。”经过一番策划、导演,晁县长被打扮成了一个造福一方的好官,他也就得以风风光光地离开了华亭县,新任去了。

  对比之下的一个文人县长,却不是这么干的,他就是雍正年间的郑板桥。前面说过,晁思孝所谋第一职,即华亭知县。在当时来说,华亭乃全国第一富庶大县,对于贪官而言,可谓美缺。郑板桥是文人,他所先后任职的山东范县、潍县,时为贫困县。郑板桥任县领导十二年,曾使范县、潍县两次空狱,谓之“无留牍,无冤民”。郑板桥离开潍县时,百姓遮道挽留。我们注意到,当时的百姓并没有玩脱靴遗爱的花架子,倒是在郑板桥走后,老百姓却将他的画像贴在家中供奉,甚至为他立生祠,以示纪念。这与晁思孝覥着脸让人给他“脱靴遗爱”,形成鲜明对比。还有一比是,郑板桥卸任时,只有三头用来驮人驮书的毛驴,而晁思孝在县长任上卸职时,带走的却是十万两贪污来的白花花的银子。

  翻开一部专制史,廉官凤毛麟角,脱靴遗爱的闹剧倒不少。倘不是西周生把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放大来给我们看,世俗的拙眼说不定真会把晁思孝这类货色看成廉洁奉公的好官。在这里,我所敬重西周生的是,他连今天的一些话也替我们表达了;或者说,他的小说情节穿越时空,与今天的现实“连线”了。看看我们的身边就知道,晁思孝式的人物是何其多,又是何等的逍遥自在。更为荒唐的是,有一年,一位现代晁思孝竟然被标榜为一个时代的楷模。贪腐政制的进化,有时真是显得过于离奇。

  以监为家

  晁思孝还有个西门庆式的儿子,叫做晁源。我们一说他是西门庆式的人物,就会把他想象得很坏。这样想就错了,西周生虽然明显受到《金瓶梅》的影响,但他看到了兰陵笑笑生所没看到的东西。

  西周生在书中告诉我们,说这晁源乃晁思孝老来得下的独子,向来娇生惯养,任性放纵。就这样,晁源仍嫌在父母身边受束缚,父亲上任,他却守在山东老家的深宅大院内,呼奴唤婢,花街柳巷,自在异常。未几,晁源娶妓女珍哥为妾,把正房老婆计氏给冷落得上了吊。虽说晁思孝为官一方,那毕竟在外地,远水不解近渴。所以,计家一告,珍哥与晁源即被牵强附会地定为这场官司的主犯。西周生以此展开,对明朝司法狠狠地嘲弄了一番。当时有条律例,叫做“三驳方好成招”。就是每起官司,需经三个地方(乃至更多)法院的辩驳,方能尘埃落定。这看似“公正”,实际却猫腻多多。

  晁源是武城县的人,其第一站被发往临清县受审。从武城到临清上百里路,戴枷而行,浪荡惯了的晁源受不了这个罪,就用钱买通押解的法警,雇了一顶二人小轿坐着。出县城走了二十多里地,晁源又央求法警松了手铐。法警支吾敷衍,弦外之音,说白了就是今天的“研究研究”。晁源深知其意,便给每位负责押解的法警又送了二十两银子,这才松了手铐。晁思孝用钱打通官路,晁源则用钱打开手铐。“钱可通神”的社会结构,在晁氏父子身上,一并展现给读者,西周生如此设计情节,也可谓独具匠心。

  话说这天晚上,一行人寻了旅店过夜,那晁源、珍哥等愁容满面,法警却个个欢天喜地。在帝制时代,军警押解犯人等同于来个免费之旅、发财享乐之旅。一部《水浒传》,无论是林冲还是宋江,以及别的什么人,只要被押解发配,受押者的亲朋好友,都少不了给押差银两,以图关照。就是路途之中,也都是被押人出钱请押差吃喝玩乐。在其他文学典籍中,对押差的描写多是一笔带过,惟有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对此倾注了更多的笔墨。你看那押解的法警们,一落脚旅店,便过节般的叫店家杀鸡打酒,更“呼了几个妓姐”,饮酒作乐,陪宿奸淫,大家“睡到日大亮,方才起来梳洗,又吃刮了一顿酒饭。晁源与他们打发了宿钱,一干人众方又起身前进。进了临清城门,就在道前左近所在,寻了下处。众人吃晚饭,差人仍旧嫖娼嚼酒个不歇......”

  说到审案,倒简洁得让人瞠目结舌,法官大人“拔了签,将晁源二十大板,珍哥褪衣二十五板......都打得动弹不得”,就算审完了。恼的是,晁源、珍哥被“审”得皮开肉绽,只能在县城旅店多住几日,养棒伤。那押解的法警见此情形,个个手舞足蹈,因为“在临清这样繁华所在,又有人供了赌钱,白日里赌钱散闷;又有人供了嫖钱,夜晚间嫖妓忘忧......哪怕你住上一年”,也没关系。西周生这段文字,真可谓鞭辟入里!

  过了几天,晁源、珍哥等被转聊城县。不用说,每人的屁股上吃顿板子,就算是审过了。接着又转了冠县、茌平县,最后回到本府武城县。这痛折腾,晁源、珍哥等人,真是吃够了板子、破费了票子,虽然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但却成全了司法的“三驳成好招”的美名。实际上,专制社会的法律,公正是堂皇而表面的,黑暗才是真实而隐性的。晁源等人的案子,转来审去,又经层层上报、层层批转,临了“尽依了原问的罪名”。这样做的惟一效果,就是给皇权法律体系立了一个好大的牌坊,其次是给司法人员以创收的机会。也就是说,专制社会的司法虽然形同婊子,名儿却叮当作响。这就像潘金莲,虽是婊子却自称:“‘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

  案子了结,珍哥被武城县监禁,晁源讨保纳赎。就是案犯交一笔钱,取保候审的意思。这是一个更大的钓饵,一个人一直这么取保下去,他的钱也就一直往司法部门送着,不知何年是个头。从这一意义上说,帝制时代的司法系统,实际就是利欲熏心的无底洞,所谓“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即喻此理。

  我们注意到,晁源送珍哥入监,自己讨了保,灰头土脸地回到家中。房内灰尘满地,蛛网牵床。看到破败凄惨的家境,晁源遂不觉嚎啕大哭。哭罢,便着人到监狱中给珍哥送铺盖饭食等日用品。更重要的一点是,差家人晁住拿了许多银子到监狱里去打点:刑房五两,提牢十两,禁子二十两,小禁子每人十两,女监牢头五两,同伴囚妇每人五钱。晁源使过这些银子后,监狱里的公人是个什么反应呢?西周生这样告诉我们,说那些银子:

  打发得那一干人屁滚尿流,与她(珍哥)扫地的、收拾房的、铺床的、挂帐子的,极其掇臀捧屁;所以那牢狱中苦楚,她真一毫也不曾经着。次早,又送进去许多合用的家伙什物并桌椅之类。此后,一日三餐,茶水,果饼,往里面供送不迭。

  安顿好没多久,又换了新的监狱长,那家伙一上任,就听说女囚珍哥是衙门里人人共享的肥肉,便“也要寻思大吃她一顿”,于是对恭维、伺候珍哥的那些人大加呵斥与驱逐。晁源得到消息,慌作一团。这天晚上,他听说监狱长在外查夜,忙叫家人赶快备办酒席,并封了六十两雪花白银,伺机行贿。不多时,果见监狱长一行巡查到此,便叫三四个家人把他请到家里,说词是:老爷寒天查夜,特暖酒为之御寒。

  那监狱长要的就是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于是快意赴约。监狱长象征性地喝了点酒,便起身告辞,乃道:“此酒甚美,不觉饮醉了。”晁源道:“承老父母过称,明早当专奉。老父母当自己开尝,不要托下人开坏了酒。”监狱长会意,作谢去了。这晁源不是已经封好六十两雪花银吗?为什么不当场奉送?西周生也许觉得这样描写不够痛快淋漓,便通过晁源的内心,来了这样一句出人意料的话,说:“昨晚恐怕他乔腔,不好当面亵渎。”

  西周生把行贿行为视作对受贿人的亵渎,实在是一种超前意识。即便在今天,也没有多少公务员会把他人的行贿看作是对自己的一种亵渎行为。相反,很多公务员把别人对他的行贿,看作是一件为人作脸的事。我们说西周生思想超前,是以欧美社会为参照系数的。在现代民主社会,当事人以物质的形式向公务员示好,往往被视作公然的亵渎行为。以美国为例,假如总统去可口可乐公司参观(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所谓视察),公司可以给总统喝瓶可乐,但当公司再给总统一瓶可乐喝的时候,就有了亵渎总统的嫌疑,并很可能受到行贿总统的指控。在今天某些地方的官场,别说两瓶可乐,就说给一个县级首长送礼吧,你送上几万元人民币,受贿方都认为你小子瞧不起他,拒收倒不见得,只是钱收下,事却往往不给你办。

  回到原题上来。说晁源次日起了个绝早,装了两坛上好的陈酒,开封后每坛各装白银四十两、五两手镯一副、金戒指十个,差晁住亲自送给监狱长。监狱各部门人等,亦获新赠,众人皆大欢喜。自此以后,监狱长凡遇下监视察,定到珍哥房门口站站,嘘寒问暖,又分付别的女囚,好生伏事珍哥,不许放肆。

  转年开了春,天气渐热,珍哥想住单间,晁源便与监狱长商量,要在监狱内的一块空地上另盖一间居住。监狱长一口应道:“这事不难。”于是吩咐手下人,给县政府打了个报告。那报告大意说:女监房危,需弃旧翻新。报告批下后,监狱方借此先给珍哥建了个一院两房的住处,接着便是糊顶棚、抹砖缝、打火炕、挂帐幔、设桌椅、摆器皿、铺锦被,色色俱新,窗明几净。更有那服侍的丫头,常换常新,走进走出。加之晁源千方百计的贿赂监狱各阶层,他由三天两头来探监,改为后来的吃住在监狱了。类似以监为家的和谐图,在当今社会,亦曾有闻,足见一脉相承的某些文化特点。

  整部《醒世姻缘传》,除了王振等人外,大都是虚构的小说人物,但这并不妨碍这部小说的史诗性。这就是一种理论所说的,小说往往比历史更真实。历史因为某些避讳而留白,通常却又由小说这个独特的载体来填补。这种互补性,得以使文学与历史成为近亲,进而使文学更厚重更立体,使历史也更接近它的原貌。所以说,搞文学的人不懂历史,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家;搞历史的人不懂古典文学,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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