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搞清资本主义兴起“奥秘”的布罗代尔

摘要:法国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强大的国家政权既抑制了世家大族积累资本,又垄断了技术进步的资源,所以是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力量。党国印认为布罗代尔发现的原理可以用来解释何以未能出资本主义。但是,布罗代尔并未搞清资本主义兴起的真正“奥秘”。真正阐明资本主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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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法国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强大的国家政权既抑制了世家大族积累资本,又垄断了技术进步的资源,所以是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力量。党国印认为布罗代尔发现的原理可以用来解释何以未能出资本主义。但是,布罗代尔并未搞清资本主义兴起的真正“奥秘”。真正阐明资本主义兴起奥秘的是美国学家诺思。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是西欧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这些组织和制度,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而市场在西欧兴起的关键在于有利的地理条件使得产品差异大,水路运费低。中国自然地理条件单一,东西方向自然产品差异小,南北方向陆路运费高,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花费代价更高,于是其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结果就一直停滞于自给自足状态。探讨历史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必须归结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

关键词:布罗代尔;诺思;地理条件;商品市场;资本主义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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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兴起的原因,早已引起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注意,许多学者为此倾注了心血,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是其中颇有的一位,他的《资本主义论丛》一书集中了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与成长的论述,中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院员党国印在《解读资本主义兴起奥秘—— 读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以下简称《解读》)一文中,全盘接受了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兴起“原理”的归纳,还为利用这些原理探讨中国问题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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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读了《解读》一文后,笔者感到,布罗代尔是围绕“强大的国家政权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基本原理”来论证的,但逻辑混乱,读者很难理出头绪。实际上他并没有搞清“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他所归纳的“原理”也根本无法到对其他社会(例如中国)的研究上。在历史学界,布罗代尔十分受人尊崇,他的“”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上也具有简单方便的特点,结果不少中国历史学家盲目或诚心地接受了他的理论。不过,熟悉诺思原理的经济学家很容易看出布罗代尔论证的缺陷,不会贸然相信当然也不会接受他为中国和世界提供的“理论”。遗憾的是,作为经济学家,党国印先生却全盘接受了布罗代尔的套路和原理,并把它们应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上,这就很容易使中国读者误入歧途。;
本文先对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直接取自党国印的归纳)以及党国印用“布罗代尔原理”解答中国历史问题的思路给予简单评述,然后根据诺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对中国何以没有自发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作一点探讨。;

一、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

根据党国印对布罗代尔的归纳,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为三条,一是没有强大的王权,而“王权太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二是“名门世家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缓慢积累”,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三是西欧不存在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而“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首先来自社会方面”。布罗代尔认为,正是“王权太强”抑制了世家大族财产的积累,也是“王权太强”阻碍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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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权太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
布罗代尔认为,凡是国家势力太强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得不到充分发展。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较英国迟缓,便是因为路易十四的国家政权太过强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兴起,取决于新兴商业资产阶级能否获得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权。国家越弱,新兴资产阶级就越容易战胜它。;
说实话,我们不知道这里的“凡是”到底有多大的适用范围。从法英两国的比较看,布罗代尔所引证的事实倒并不错误,我们甚至可以使它与诺思阐明的原理“吻合”起来。但诺思却令人信服地阐明了法国相对下降的原因,而不象布罗代尔那样只是笼统地说王权的强大或弱小。;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的国家政权看成是“封建”政权,并认为封建政权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而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战胜它”,取代它,从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布罗代尔把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权放在相互对立的位置上,明显是受到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的影响。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封建主义”的本意是封土建邦,而强大的王权都是在消灭了封建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欧典型的封建主义在15世纪末已经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民族国家,资产阶级就是在民族国家内逐渐发展起来,而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以及革命,则是封建主义灭亡以后两百年才出现的事情。因此,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的王权并不对立。英国王权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法王路易十四积极支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资产阶级和王权一致的表现。连16世纪统治尼德兰的德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也为尼德兰发展为西欧经济领袖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欧不少国家至今仍然保留着王权,所以一般读者都很难理解马克思关于王权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当然,如果近代西欧的历史真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那么对资产阶级来说,当然是“敌人”越弱小对自己就越有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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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布罗代尔也认为,从历史上看,国家有时给商业资产阶级提供方便,有时给它制造困难;有时任其发展,有时挫伤它的活力。他说,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由寡头执掌政权。在17世纪的荷兰,摄政和贵族为了批发商和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英国的1688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法国落后了将近100年,1830年“七月革命”发生后,商业资产阶级才终于掌握政权。;
但在我们看来,这些例证不但不能使读者理解布罗代尔的理论,反而使读者更加迷惑不解。按照布罗代尔所说,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是由金融寡头执掌政权的。既然金融寡头执掌了政权,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没有在那里兴起呢(按照马克思对北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崇,也只是认为那里最早出现的了资本主义“萌芽”)?其次,尼德兰北方七省(荷兰)是在独立革命后分离出来的。早在16世纪后半期,那里的资产阶级已经战胜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权(查理五世之子菲力普二世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这才使得他们能够“为了批发商和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荷兰的资产阶级何以能够在强大王权的压迫下成长起来并最终战胜王权?可惜布罗代尔只从17世纪说起,他并没有给我们解答荷兰资本主义在16世纪兴起的“奥秘”问题。布罗代尔说,“英国的1688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法国落后了将近100年,1830年‘七月革命’发生后,商业资产阶级才终于掌握政权”。这么说来,不太强大的英国王权和强大的法国王权终究也没能够抵挡资产阶级的崛起,尽管二者相差一百年,但都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我们就需要解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何以都能够在王权的统治下强大起来并战胜王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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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代尔说,近代欧洲的强大王权是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才强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依靠了一个本来强大的王权,王权要与旧贵族抗争,便在财政上依赖有钱的资产阶级,并给他们政治上的好处。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布罗代尔笔锋一转,又写道,资产阶级最终羽翼丰满,便把王权踢到了一边。这就又有点令人费解:既然王权帮助资产阶级消灭或抑制了旧贵族,并给予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好处,资产阶级何以要在羽翼丰满后,把王权踢到一边呢?;
应当承认,布罗代尔的说法是符合阶级斗争理论和形态更替公式的。但这一理论和公式对近代西欧历史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笔者最早接受的也是这一理论,但却对类似布罗代尔那样的论证一直感到疑惑。;
在路易十四时代,与英国相比,法国王权强大而资本主义发展滞后也确是事实,但我们却不能武断地说二者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从德国、意大利、荷兰发展的历史看,“王权强大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连表面的正确性也不存在。如前所述,荷兰在强大王权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却最早发展起来,而德国和意大利在几个世纪中四分五裂,没有强大的王权,但资本主义发展却大大落后于荷兰、英国和法国。;
总之,布罗代尔关于王权太强会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断,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
;2、名门世家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缓慢积累,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

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在西方,个人的成就几乎应归功于到处钻营、力图逐渐扩大其财产和影响的家族。这些家族的野心在耐心的配合下,长时间地延续了下来下去。孕育资本主义过程的资产阶级创造了或利用了坚固的等级制成为资本主义的支柱。
应当承认,谁也无法否认财产积累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但是一个复杂事物的发生往往需要很多“重要条件”,究竟哪些重要条件具备,才能够引发资本主义的兴起,布罗代尔并没有给予说明。他只说某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不具备某一重要条件,资本主义就无法成长。如果这是一个正确的逻辑推理,那么它也不能解答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而是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地区资本主义何以不能发展……
果然,布罗代尔想用这一原理解答世界其它地区包括中国的历史谜题。他认为,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强大的王权使中国形不成世代积累的大家族。他说,中国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大,官僚群体对社会各阶层都开放,科举制度使得人人都有当官和升官的门路。由于官僚只是个人身份,而与家族的关系不大,所以新登高位的官吏所获利益仅仅及于自身,他们在职期间积聚的产业不足以构成威胁王朝统治的大家族。在中国,财势过大的家族常常招致怨恨,也受到国家的严密监视,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要被集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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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在不知道,哪些历史事实可以说明,每当中国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被集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布罗代尔这些武断的结论,没有使我们增加任何有关中国历史的知识。历史上中国确实没有形成大家族(当然不是绝对没有),但根本不是由于科举制度使精英的社会地位纵向流动,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客观地理条件使得产品的比较利益小并且难以实现(后面详论),所以财富积累过程太慢。而难以形成大家族的直接原因则在于中国形成的弟兄们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这一制度使大家庭的财富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若干,再大的家业在弟兄平分以后也会变成小农,这才形成“富不过三代”的现象。布罗代尔把中国没有形成大家族归咎于科举制度实在可笑;把“财势过大的家族常常招致怨恨,也受到国家的严密监视”作为资本主义难以发展的原因更是不着边际。
这里,笔者想用一个特殊的事例(故事)来说明王权与大家族的关系。据《英烈传》记载,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听说江南某大户门前匾额上镌刻“天下第一人家”六个大字,于是大怒:我朱元璋手提三尺扫平天下,做了大明开国皇帝,尚不敢称“天下第一人家”,你有何德何能,竟敢如此狂妄?遂诏令其家长赴京面朕。当问起何以称“天下第一人家”时,该家长答曰:我家所在州的州长,已经八代都是由我家的人担任。问曰:你家有多少人?答曰:一千多口。朱元璋听后非常赞赏,认为确实称得上“天下第一人家”。但马皇后却私下对朱元璋说:“陛下以一人起事得天下,他一千多人齐心闹事将如何对付?”朱元璋立即警觉起来,第二次召见家长时面色阴沉,问治理这样的家庭有没有好的和原则,答曰:“治家之道为,凡大小事,不听妇人言!”朱元璋听后哈哈大笑,遂赐御梨两只,命回去好生治家。家长回到家时已经半夜时分,但仍然集中全家人口,将御梨捣碎投入两大缸水中搅匀,让每人都尝尝御梨的滋味,以体会“皇恩浩荡”。这一情况被朱元璋所派密探跟踪查明,奏报皇上,皇上由衷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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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从“天下第一人家”的故事得出普遍结论说,中国历史上的世家大族总是拥护王权的,但更得不出世家大族与王权总是对立的结论。历史上孙策、孙权弟兄建东吴,司马睿建东晋,都是依靠江南世家大族的鼎立支持。这鞋情况至少说明,世家大族与王权并不“总是”对立的。中国学者也大都认为历史上世家大族与王权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
在我们看来,不管中国历史上存在不存在世家大族,它们在社会上所占比例是多是少,他们与王权是对立还是一致,与资本主义兴起问题并没有什么逻辑联系。中国不论是在汉、唐、明、清等“大王朝”统治的连续两三百年中,还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宋金辽的长久分裂时期,不管有没有强大统一的王权,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事实是根本无法用王权与世家大族的关系来解释的。布罗代尔硬把中国的世家大族放在与中央王权对立的地位,企图以此说明中国的历史,与真实的科学研究相差很远。

3、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首先来自社会方面

布罗代尔也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但对于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他的话却只能给人一个十分混乱的印象。他说,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前,许多在技术上显然已经可能的革命遭到了失败。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已认识到蒸汽的力量,但仅仅以此为玩乐。古罗马掌握的工艺技术在中世纪被掩埋了几百年,到12和13世纪才复活。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布罗代尔认为,根源在于当时社会的状况。他论证说,技术进步必须扎根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而这个土壤并不是一切社会所具备的(当然不是——许)。技术革命之所以发生在欧洲并推动欧洲社会走上人类文明的巅峰,是由于技术进步在欧洲找到了良好土壤(这一认识当然是正确的——许)。但为什么欧洲具有这样的“促进技术进步的良好土壤”?他说,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发明,多数由工匠作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很小,也容易借到,发动这场惊人变革的不是伦敦的富商巨贾和金融资本,伦敦只是1830年后才着手控制工业。可见,正是市场经济的小工业的生命力以及生产和交换的全部活动,才为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那么,英国何以形成了具有生命力的小工业,何以形成了市场经济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从而为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呢?如果能够解答这一问题,才是真正搞清了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但是,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大概认为不需要解答这一问题(实际上历史学本身就无力完成这一任务),他满足于对历史现象的“描述”,于是到此终结了。 毕业论文 http://www.lw54.com
在笔者看来,在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兴起原因的思考中,既有完全错误的方向(王权强弱),也有唯一正确的思路(市场经济),所以他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逻辑混乱:他在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物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而在找到正确道路的入口时却停止了探索。所以,作为“历史理论家”,布罗代尔一点也不值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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