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新世纪小说的荒诞性

摘 要:范小青的小说在新世纪做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从小巷文学的温和柔美,转变为充满荒诞色彩的坚硬犀利。她的小说在情节、细节、语词等三个形象层面的构筑中,力图处处展示生存现实的荒诞性。小说人物为了保持自我身份,避免被荒诞世界吞噬,表现出了多样的荒诞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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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范小青的小说在新世纪做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从小巷文学的温和柔美,转变为充满荒诞色彩的坚硬犀利。她的小说在情节、细节、语词等三个形象层面的构筑中,力图处处展示生存现实的荒诞性。小说人物为了保持自我身份,避免被荒诞世界吞噬,表现出了多样的荒诞世界观,可以说他们的荒诞行为实际上是他们荒诞思维模式的结果。

关键词:情节 细节 语言 想象 真实 荒诞

苏州自古以来就是富庶的鱼米之乡,温和的气候,优裕的人文环境孕育出了以柔慧、淡泊、精明为主要特征的吴越人文精神。作为在苏州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女作家,范小青的文学作品一直以细腻委婉见长。然而,新世纪以来,她的作品风格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作品充满了荒诞色彩。作家执着于对生存在现代社会的人的内心的空虚感和孤独感的描摹,表现自我与现实的冲突,揭示现实社会的荒诞和虚幻。情节的荒诞和细节的真实使得她的小说显出了不一样的特质。

一、小说的情节是想象而超现实的

“荒诞就是人与世界的分裂,世界远离人。”[1]荒诞是一种情感体验,大致形容一种不合情理的、不可思议的、没有意义的情绪或冲突,是人对这个世界的能动的意识,是人的意图与现实之间残酷紧张的较量。小说情节的荒诞使范小青的作品不拘泥于生活,她用想象点亮这个世界,细节的真实又使她的作品区别于当下的虚构文学,作家带着一种批判意识、问题意识和求真意识介入生活。

《谁知道谁到底要点什么》中构建了“我是我,我也是非我”这样的命题。旧物交换市场上,“我”带着玻璃夹子去和他人交换,因为“我”的玻璃夹子无实用价值,因而三个月都没有交换成功。一个带着旧钢笔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最后“我”和他交换了彼此的旧物。文本的结局出人意料,“我”发现这支旧钢笔就是自己1980年用的旧钢笔,上面有“我”的牙印子为证,而那个小伙子再也联系不上,等“我”追问隔壁妇女时,她说,就是你自己带了一支旧钢笔,现在谁还要旧钢笔。“我”一下明白了过来,他就是我自己。小说碎片式的叙事结构完全打破了读者原有的时间概念和线性叙事模式的知识框架。小说主体“我”在现实片段与想象之间进行混乱的时间旅行,使小说世界如同梦境,难以辨析。小说就像破镜中的碎片世界,折射着一个荒诞的世界。旧钢笔代表着过去的清晰的记忆,玻璃夹子代表着现实的模糊记忆,我们的交换是一次寻找的过程,也是交换灵魂的过程,可是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小说表现了现代都市生活中人的迷茫。

《低头思故乡》的故事从姚一晃爱看新闻说起,因为看到农民工在垃圾箱里捡月饼,同情他们中秋没有月饼吃,因而决定买一些散装月饼。同事小莫的女朋友白炎在电视台做新闻,正愁没有新奇的创意,便把老姚赠月饼的事报道了。爱心活动最后竟变成了一场噩梦。因为领月饼,有人电动车被偷了,有人跌了一跤,踝骨骨折,有人被老婆怀疑会情人,家里大吵一架的,还有人吃了月饼引起食物中毒。当然也有意外收获——有人遇到老乡,找到了一份轻松的工作;有个小偷被姚一晃的爱心感动,当天没有下手,领了一份月饼回去了。小说的结局最为荒诞,白炎找到了新闻线索,姚一晃买的月饼竟然是有个叫万书生的人,发动农民工到垃圾箱捡来重新加工的。也就是说姚一晃看到的农民工在垃圾箱里拾月饼,并非出自要吃月饼的目的,而是“他们把过期的月饼和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月饼转手卖到农村去,来不及卖掉的,都存在这里,搁到明年中秋前拿出来,重新处理一下,面上撒一点儿炒米粉,看起来就是很新鲜的月饼,还香喷喷的。”小说描摹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的错位,可怜与被可怜之间的不确定性。

不得不说范小青的洞察力是深邃的,她的表现手法更是诡异而娴熟,令人沉思叹服的。小说处处闪现和寓示着现实的荒诞。人在高度物质化、技术化的环境压迫下,已经沦为物质的奴隶,自我已经异化成非我。现实世界,看似杂乱无章、荒谬至极的人,恰恰是最清醒的人。他们是最早意识到一切都是荒谬的人,因而时时刻刻感到孤独、苦恼,是现实社会中精神上的流浪者,他们在不断地自我选择、自我寻找。透过外在的心酸、荒谬可笑,展现社会内在的严肃、令人怜悯的一面,即人类生存的空虚感和孤独感,人与人关系的淡泊和脆弱。

二、小说的细节是真实且可信的

作家的经验也许是有限的,而世界有着多样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以一己之经验,去感知世界,未必能得出可信的判断。只有那些更具有想象力和洞察力的人,更注重小说细节的人,强调作家的生活现场性,将看到的真实和超强的想象完美结合,才能写出震撼心灵的作品。

范小青的小说图像在总体上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一个想象的梦幻世界,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荒诞的世界,一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世界。当正义被倾覆了、意义被颠倒了、事物都反常化了、人非人性化了,清醒者便会惊异地意识到荒谬。这时,荒诞就逼近在我们的面前时,小说的细节的真实可信又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世界,相信文本的真实存在的可能。在她的笔下,一个个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过着荒诞不经生活的小人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生存的忧患这个主题。

《我的名字叫王村》中写了一个丢掉弟弟又寻找弟弟的故事。小说中充满着棘手的问题——我是谁,弟弟是谁,我们之间到底谁有病。在医院,在旅店,在救助站这些地方,我们都无法进行身份的确认。最后连对象赖月也认为,只有找回弟弟,“我”才能证明自己是谁。小说的框架充满了荒诞色彩,具有现代主义特征,但是小说在细节上又极其真实可信。比如,村办企业承包,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村里筹办高科技的“大蒜250”厂,为办厂、修水塔村长借高利贷,因手续不全大蒜厂夭折,土地流转,最后弄没了小王村…这种细节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因为在近十年来的乡村,这些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在小王村,我们看到了王村长与王图各自的计谋筹划,彼此之间的勾心斗角,村民们热火朝天地附和参与。哥嫂离了婚,爹娘也离了婚。两个大男人,一个在赌场上豪赌,一个以喝农药要挟老婆复婚。生活变成了闹剧,能够守护小王村的只剩下了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弟弟。小王村这个地名在中国的乡村极为常见。小王村发生的一切都有可能在任何一个村庄上演,因而这个特定的空间就具有了相当真实普遍的意义。

弟弟在意识里认为自己是一只大老鼠,这本是人的异化,和卡夫卡的《变形记》有着相似之处。当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时,人不能接受世界,世界也不能接受人,因此出现人的异化。这个个体在现实世界中被彻底孤立了,不仅无法以真实的面貌生活,更不能对未来寄予什么希望,他与社会的沟通的渠道已经绝对地断绝了。在作家冷静客观的叙述之中,阴郁的荒诞袭面而来!小说的框架和细节通常是合为一体、互为表里:前者是表,是小说的形式、图像;后者是里,是小说的内容,是小说内部发出的声音所言说的,荒谬中有真实的可能性,真实中藏着荒谬的本质。荒谬的情境,真实的细节,道出了意义被颠倒、存在被颠倒的情形。

三、小说的语词是幽默而地道的

文学作品中的地方色彩不但可以通过语言所描绘的环境、事件、人物、情貌来体现,而且可以通过语言本身来表现,而后者往往更为直接、更具有感染力。语音和文字是语言信息的载体。前者表现为口语形式,后者表现为书面语形式。小说靠文字传达内容和思想,而精彩的文字可以使读者在阅读时自动转化为具有地方色彩的语音文本,我们简称为“地道”。

范小青的作品就形象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她的作品中,苏州的都市风貌、市民的人情风俗得到了充分而真实的展现,使江苏地域的读者读来备感真切。而很多荒诞色彩的故事也必须要通过地方方言词语来表达才更能入木三分。

《低头思故乡》中没有领到月饼的“农民工”甚至找他报销发票,“老板,不好意思,我住得远,昨天晚上是打车去拿月饼的,这张打的票,你能不能给我报了?”而这个所谓农民工其实是一名下岗工人。他的口语充满了苏州人的精明而富有逻辑,“他们说这袋月饼值四块钱,我打车打掉了十八块钱,是不是蚀本了?”“你仔细看看,你仔细看看,时间,地点,都是对头的,不对头的话我也不敢拿来蒙你。”当姚一晃拿出二十块钱后,那人又说:“咦,这里二十呢,我还是找还你两块钱。两块钱你拿着,别客气,亲兄弟,明算账。”“我不知道你这么好说话,我就没有拿公交车的票,反正就一块钱。我没有拿票,就不好找你报销,对不对?我懂道理的,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不能做的,老板,你说是不是?”这一段人物对白语言中,“对头”“打掉”“的”字短语的运用,一连串带着苏州地方口音出现的文字,把一个爱占小便宜、斤斤计较的小市民形象刻画出来。姚一晃的爱心活动,最后变成了荒诞的报销场面。

《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中老胡从乡下来到城里打工,在工地上推小车,一个自称老乡的人以二十元价格把自行车卖给老胡,结果证明这车是偷的,老胡有口难辩,被当成贼。他第二次打工,车间里少了零件,明明是组长干的,老胡被人误会偷窃,逃走了。在火车站,有人劝他参加“绿色通道”培训,其实就是做小偷,吓得他赶紧逃开。最后,老胡选择了烹饪。十五天手忙脚乱的培训结束了,拿到结业证书,成了“乡下烧法”店的大厨。然而,冷盘分量少了,明明是服务员小月偷吃的,老胡心慌,引火上身,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老顾家失窃了,老胡惶恐不安。警车开过,他就吓得心惊肉跳,自己打自己耳光。他嘀嘀咕咕地说“咦,奇怪了,他们说过两天还要来的,怎么到现在也不来,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啊?”等警察来时,老胡号啕大哭,“老板,原来你什么都知道,其实连我的老婆孩子都不知道我是谁,可是你知道,我知道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你们别害怕,我以前是杀人犯,但是现在不是了,那时候我年轻胆大,现在我胆小如鼠,我不会再杀人,杀了一个人,已经让我半辈子亡命天涯不能安身,我还敢再杀人吗?”“十几年里,我换了十几个名字,我叫过张立本,叫过李长贵,叫过王大才,还叫过好多名字,我现在叫胡本来,可是我连我本来的名字都忘记了。”人物语言幽默荒谬,心理活动散漫离奇,环境情态奇异怪诞,这无疑强化了作品的荒诞意味。而更为荒诞的是老胡的故事根本不是事实,而是报上看到的新闻,最后被老顾揭穿。

按照萨特的说法:“我们都存在于他人的心目中,并且根据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来看待我们自己。”[2]想象中的“多重自我”和“身心分裂的自我”在老胡身上重合,前者与真实的自我并存以逃避残酷的现实,后者使老胡成为一个外表行为貌似正常的大厨。老胡的这种病态心理展现了生活的冷漠和个人交际能力的瘫痪。在看似幽默的故事背后,读出乡下人进城的艰难。

总的来说,范小青是一个力求创新的作家,不断地尝试写作技巧的变化,每部新作都给读者带来全新的感受。幽默的语言、情节的戏剧化与陌生化使整个作品新颖独特。从这些荒诞的故事和词语中,我们看到生命力始终受到压抑却又不知往哪里倾注,因此引起焦虑,故事的主角经受心灵的折磨,寻找不到精神的栖息之地,因此伴随着一种不安与苦闷。范小青是能够感知并表达出这种荒诞感的作家,苏州山水的细腻,孕育了文人对社会变化的敏感,作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感受到现实世界中那些不易为人察觉的对人造成挤压和侵害的荒诞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她写作手法的华丽转身,是一次有益的文学尝试。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当代江苏女性作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SJD750023],泰州学院校级重点教改课题“新形势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缓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李永辉译,阿诺德?P欣奇利夫:《论荒诞派》,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

(沈滨 江苏泰州 泰州学院人文学院 2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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