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记忆残留》中的城市书写

摘 要:英国作家汤姆麦卡锡在《记忆残留》中,以主题并置的叙事方式勾勒出伦敦表面看似风平浪静而实则暗潮涌动的独特景观。他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个记忆缺失、试图通过完美的情景再现来寻找真实感觉的主人公。基于加斯东巴什拉的外与内的辩证法,文章拟从外部空间和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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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作家汤姆·麦卡锡在《记忆残留》中,以主题——并置的叙事方式勾勒出伦敦表面看似风平浪静而实则暗潮涌动的独特景观。他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个记忆缺失、试图通过完美的情景再现来寻找真实感觉的主人公。基于加斯东·巴什拉的“外与内的辩证法”,文章拟从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两个维度探析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并认为该城市宛若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安全、权力方面掌控着神秘的空间,致使主人公对真实的焦虑持续发酵,进而反思现实生活中恐怖事件造成的悲剧,揭示当今个体存在精神危机的深刻主题。

关键词:汤姆·麦卡锡 《记忆残留》 城市书写 空间

引言

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1969-)是英国作家、概念艺术家和国际灵航协会(International Necronautical Society)的联合创始人。其作品《记忆残留》(Remainder,2005)被英国新锐作家扎迪·史密斯评为“英国近十年最棒的小说之一”。(Smith)该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因被不明物体砸中而导致脑部受伤的主人公在得到八百五十万英镑的封口费后,为找寻真实的感觉设置了一系列情景,再现如麦德灵大楼、希斯罗机场的一个仓库以及枪杀案包围区等场景,并最终策划了一场真正的银行抢劫案的故事。国外有学者从存在主义视角对小说进行了评价,认为小说虽然将探索自我真实的感觉作为创作的焦点,但是对自我本身所具有的可靠性和完整性呈现出一种激进的怀疑主义。(Lea,472)同时也有学者从创伤叙事的角度对作品进行研究,指出小说中的主人公企图使创伤事件合理化,其栖息的地理景观不是活着的真实世界,而是通过将死亡时刻进行延迟来实现主观的建构。(Byatt,245)截至目前,国外鲜有学者从城市书写的视角对作品进行空间解读,而国内尽管在2015年有了《记忆残留》中译本,但仍未见有学者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1901-1991)于20世纪70年代指出了城市的社会属性,“城市是一部作品,近乎是一件艺术品而非一件简单的产品。倘若城市和城市的社会关系是生产出来的,那么它就是人们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新的人们,而不是物品的生产”(101)。同时,他从语言学层面进一步表示,“城市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独特、具有各种价值观念以及由符号指涉关系及其意义所形成的系统”(114)。90年代前后,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学文本中的城市书写研究,如英国杜伦大学迈克·克朗(Mike Crang)和美国加州大学的理查德·勒翰(Richard Lehan)等。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中重要的不是城市或都市生活的精确描述,而是都市的符号意义以及都市景观的象征意义”(50)。勒翰在其著作《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1998)中强调,“城市和文学文本共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所以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289)。因此,城市书写主要是指城市作为文学文本的书写研究,“它不仅仅是对景观的展现,而是社会文化符码的记忆,是将城市理念、城市记忆、社会文化等要素巧妙地构成一个有机体,在景观选择和组织中赋予更深的历史文化内涵,赋予更深的社会意义”(吴庆军,133)。综上所述,20世纪末叶,“空间转向”进入文学浪潮,在学者们看来,城市不再是简单的地理景观,而是成为了可供深入探究且极具人文价值的空间。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在“外与内的辩证法”中指出,“把内部空间变得具体,把外部空间变得宽广,这似乎是想象力人类学的初始任务、首要问题……情况总是这样: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并不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修饰语,这些修饰语衡量着我们对事物的认同程度”(279)。为了揭示《记忆残留》中伦敦所蕴含的空间意义,本文拟从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两个维度探析小说中的城市书写,进而反思现实生活中恐怖事件造成的悲剧,揭示当今个体存在精神危机的深刻主题。

1.危机重重:城市的外部空间

城市作为社会文化的符号表征,一方面承载着人们记忆共同体的建构,另一方面蕴含着小说家们深厚的思想感情,譬如“波德莱尔与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彼得堡,卡夫卡与布拉格,乔伊斯与都柏林,霍夫曼斯塔尔与维也纳,狄更斯与伦敦,索尔·贝娄与芝加哥,惠特曼与纽约”(吕超,51)。城市的外部空间是生活的公共空间,主要体现在宏观的、整体的层面,包括街道、河流、地铁等景观。作者麦卡锡借助城市书写将伦敦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文化信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建构到了小说文本中”(吴庆军,134)。

《记忆残留》以无名无姓的主人公“我”被不明物体意外砸伤而得到八百五十万封口费开始,似乎为接下来将发生的某种潜在的、不确定的危机埋下伏笔。“在柯德哈勃街尽头的一家酒吧”(28),“我”和朋友凯瑟琳、格雷格喝香槟以庆祝得到这一巨款时,感觉到“香槟中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像无烟火药”(34)。在麦德灵大楼,楼下传来一阵煎肝片的气味,主人公同样地闻到“有种刺鼻的味道,有点像无烟火药”(139)。然而,与主人公不同的是,他周边的人并没有察觉这种味道。后来在一起枪杀案的情景再现过程中,主人公因变得精神恍惚而回到麦德灵大楼休养。一个提供枪杀案消息的区议员来到大楼,道出了和主人公一样的感受,“还有,有一股气味,一种……是无烟火药吗?”(233)。这股“无烟火药”的气味不易被寻常人发现,仿佛是暗藏在某个角落的炸弹导火线引燃时散发出的味道,亦或是主人公含混记忆中一场悄无声息、悬而未解的谋杀所导致的暗恐。它笼罩着整部作品,无影无踪地弥漫在伦敦这座城市,透露出一种朦胧的危机。伦敦的街道“就像一幅古老而壮观的艺术杰作”(198),但这里并不太平。麦卡锡在小说的开头采用重复的叙述手法,使脑部受伤的主人公在家和电话亭之间的柯德哈勃街往返了五次。此街道的某部分区域是大约十个月前被警方武装突袭且封锁的包围区,“身穿防衣弹的阻击手藏在面包车和路灯后面,举着来复枪瞄准窗口”(7),而主人公每次路过都会提及这个包围区。由此可见,麦卡锡通过此般重复,不仅为了突出主人公遭受创伤后导致的行动迟缓和记忆缺失,而且暗示了伦敦街道充斥着火药味。现代城市的“错综复杂空间已被阐释为现代焦虑的源头——从进化、时疫等层面一直涉及恐惧、异化等层面”(费小平,13)。临近小说末尾时,主人公又路过了一个枪杀案的现场,地点同样是在柯德哈勃街。街道的马路“已经有开裂破碎的地方了。标识牌也是!岁月和日晒已经使它们褪色,变成了那些曾经如此醒目的指示语所留下的微弱的回音”(198)。这次枪杀案再一次对主人公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他开始阅读有关枪支的资料,并发现“每次有人扣下扳机,就是重现一遍技术的整个历史过程。也体现了政治的整个历史:战争、暗杀、革命和恐怖行动”(188)。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社会)空间与自然场所的鲜明差异表现在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并置:它们更可能是相互介入、相互结合、相互叠加——有时甚至是相互抵触与冲撞”(88)。伦敦的街道是小说开始的起点,是恐怖因素潜伏的场所,也是主人公产生真实焦虑的所在地。

如果小说中伦敦街道的枪杀案是常见的刑事案件,那么伦敦地铁的真实爆炸案就骇人听闻了。2005年7月7日,4名受“基地”组织指使的英国人在伦敦三列地铁和一辆巴士上引爆自杀式炸弹。爆炸事件共造成5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并且导致伦敦附近整个地铁交通网络中断,被称为“伦敦七七爆炸案”。同时,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伦敦再次发生地铁爆炸恐怖事件。2005年这个时间点,正好和《记忆残留》出版的时间吻合。地铁在该小说中也有体现,“坐在去希斯罗的地铁上,我隐隐地又感到了同样的不安,同样的恶心”(14)。麦卡锡以去魅化的语言直接阐述了主人公乘坐地铁时的心理状态,呈现出隐晦的指涉意义,“政治事件对个体空间的介入及其影响,具有在创伤中反思的政治指向性”(曾艳钰,10)。类似于美国的“9·11”恐怖事件,小说“以叙述者被空中的不明物中伤开头,或许是飞机的残片,而又以叙述者劫持一架飞机并企图自杀式航行结尾。《记忆残留》含蓄地呼应了‘9·11’,所以可将其定位为一部后‘9·11’小说”(Wood,139)。或许麦卡锡对“9·11”恐怖事件记忆尤存,或许他希望将之与伦敦地铁爆炸案遥相呼应,但小说中的意外事件给主人公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主人公失去了曾经的记忆,不仅行动上需要身体一步一步地相互协调,而且心理上产生了对真实的焦虑感,“谁知道这不是我的大脑受创后的臆想,又或者,是从别处挖来的记忆,以填补那次事故炸出来的火山口般的空白呢?”(1)。

《记忆残留》中伦敦街道的枪杀事件时有发生,伦敦地铁影射着真实的爆炸案件,这不仅有助于读者借助文学想象反思现实生活中的恐怖事件及其给社会的安定、个体的心灵造成的影响,而且为主人公的焦虑感提供了发挥空间,因为有什么比死亡更真实的呢?带着伤痕的主人公仿佛是一个城市漫游者,以一种“观看式”的姿态体验着伦敦的生活,却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把生活当成真实的生活。从地铁出来后,主人公试图弄清楚方向,“过了一会儿,我不再去想要往哪边走,而是就这样站在那,感受他们行色匆匆地掠过我身旁”(40-41)。他闭上眼睛,将双手平摊,渴望去体验紧张与平和并存的麻刺感。而正是这种麻刺感,这种对正常人来说并不舒适的感觉,让他几乎有了一种真实感。主人公在黄昏时分静静地眺望着泰晤士河感慨道,“这座城市给人一种抱团的感觉,它把自己聚拢起来,却把人拒之门外。它闪闪发光,却不能给我温暖……我所望着的城市似乎迷失了、死亡了,一座死城”(48)。泰晤士河是伦敦重要的象征和标志,“在大多数城市中,地域色彩浓烈的具体环境是大量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的场所,它在空间上的低度延伸支撑着时间上的高度凝固”(吉登斯,90)。从表面看来,城市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散发光芒却没有温度;实质上,麦卡锡是借助主人公此刻孤寂、空虚的心境来凸显主人公对现实生活的焦虑感。为了将这种焦虑感放大,其同样聚焦主人公在麦德灵大楼等城市内部空间的活动。

2.记忆与权力:城市的内部空间

城市作为“社会空间的精华浓缩,它透过地理环境、交通安排、居民分布、社区构成等诸多方面以‘空间布局’的形式深深地制约着人类的活动,而人类的这种活动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吕超,51)。巴什拉也强调,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概念并不只是意指二者在几何学上的对立。(298)故此,城市的外部空间可认为是可视的集体空间,而其内部空间汇聚着无数个体,由各自的情感、记忆、想象等所启发的空间意识。麦卡锡采用主题—并置的叙事方式在一系列的情景再现中带领主人公寻找真实的感觉。主题—并置的叙事方式是指“构成文本的所有故事或情节线索之间没有特定的因果关联,也没有明确的时间顺序。从内容或思想层面,这类叙事模式为主题或观念叙事。从形式或结构层面,整部小说由多个‘子叙事’并置而成,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叙事称为并置叙事”(林莉,71)。从重构麦德灵大楼到复制轮胎店,再到模仿街道枪杀案,主人公一次次地试图找寻真实的感觉。但在这些情景再现的场景中,麦德灵大楼不仅是城市中的内部空间,而且是主人公建构的内心空间。

小说伊始,主人公出院后住在布里克斯顿地区的一个公寓里。负责签订八百五十万英镑封口费协议的马克·多邦尼事务所打来电话,主人公由于动作太大直接将电话线从墙里拔出来了,“整个的电话连接设备都被拔了出来,包括电话线、插电话接口的那个平头插件和整个的电话接线盒。甚至连一些连接在墙里面的电线都被拔了出来,全部粘着皮屑般的墙灰”(6)。从外形来看,被拔出电话线的墙仿佛是被刺穿了心脏的主人公,留下鲜红的血液在地上蔓延。而主人公心中的记忆犹如这些洒落的鲜血般丢失了,致使他进入了对真实感到焦虑的世界。之后,主人公便一直苦恼于如何处置这笔钱。就内心空间而言,“即使用形象的手段,我们也无法封闭任何东西,我们不是把一些东西装在另一些东西当中来表现那些总是突然出现的印象的深度”(巴什拉 284)。直到有一天,他参加了大卫·辛普森家的派对,并意外地发现了一条裂缝,包括“它从墙上蜿蜒而下的形状,它周围的泥灰的质感,它右方的那些颜色涂块”(65)。这条裂缝像是主人公被刺穿了的心脏痊愈后留下的一条疤痕,当他发现它时,它不仅使他“突然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62),而且唤醒了他杳然而至的记忆空间——一座大楼,“这些记忆具有的力量是一次顿悟,一个神启”(64)。正如林莉所言,“生命可以终止,事件可以完结,时间可以流逝,但只要历史发生的场所还在,只要储藏记忆的空间还在,我们就能唤起对往昔的鲜活感觉”(73)。此裂缝形象地开启了主人公记忆的门阀,并获得了一种空间化的表征,“当形象和符号的世界占据空间的时候,它用一个精神的,因此是抽象的空间来取代空间的实践,它只是在形象和符号的抽象中营造了一种统一的表象”(Lefebvre,389)。主人公在那刻清楚地知道该怎么花这钱了,他要“重构那个空间,进入它,这样就能再次感受真实了”(65)。

麦德灵大楼是主人公第一个情境再现的空间,“也许它是各种东西交织在一起的产物:记忆、想象、电影”(78)。虽然小说中没有提及主人公的过去,但这栋大楼似乎是他曾经的家。正如巴什拉所言,“家宅,就像火和水……它照亮了回忆与无法忆起之物的结合。在这个遥远的区域,记忆与想象互不分离。双方都致力于互相深入。两者在价值序列上组成了一个回忆与形象的共同体”(4)。在情境再现过程中,它通过主人公脑海中空间的再现,实现了一次空间实践,并呈现出全新的再现的空间。这个再现的空间是“有生命的。它拥有一个富有感情的核心:自我、床、卧室、寓所、房屋。它包含着热情、行动以及生活情境的中心,有着各种各样的描述:它可以是方向性的、情境性的,或关系性的,因为它本质上是质化的、流动的与动态的”(Lefebvre,41-42)。它按照主人公所谓的记忆空间如实布置,仿佛是处于伦敦的一个独特的异托邦,是在场的、现实的,“可即使在现实中有它确定的方位,它似乎也不属于现实,与它所反映、表现的现实地方完全相反”(Foucault,239)。主人公用三百五十万英镑买下了这栋楼,并变成了一名拥有绝对权力的闯入者,把曾经住在这里的各个租户撵走了,而且对纳兹说,“我们对这整个地方……要有完全的……管辖权”(86)。所有工作人员都沦落成这栋大楼中的道具,比如摩托车发烧友、弹奏拉赫玛尼诺夫曲子的钢琴师、煎肝片的老太太,他们像日常生活般地进行线上、线下的活动,工作时间定在六到八个小时之间,“签订的合同中都写到了这一条款——都用大号字体印得清清楚楚”(158)。主人公向煎肝片的老太太演示怎么俯身放下垃圾袋,如肩膀倾斜的角度、右手滑过空气的路径以及左手摆放的位置,并要求她一丝不差地做到。在楼下大厅里,门房按要求戴着白色的冰球面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而主人公从各个角度凝视她,他“把头歪向一边,然后又歪向另一边”(147),甚至是“蹲在地上然后从下往上看她”(147)。在院子里,摩托车发烧友因不明白主人公为什么要把地上的油渍画下来而问了几个问题,主人公心里便嘀咕道,“我想让它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我花钱雇他就是让他听我的吩咐”(149)。虽然这些情景再现扮演者签了工作合约,但他们成了主人公金钱权力下的物品。可见,这个再现的空间或想象的家园,“既相连于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又相连于艺术和想象,乃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一个‘被统治的空间’,是外围的、边缘化了的空间,是在一切领域都能够找到的‘第三世界’”(朱立元,420)。一位名叫罗杰的建筑师造了一个与大楼几乎一致的模型,模型里摆放了所有在线上的工作人员。主人公把模型中的某个人移到某一处,那大楼中这个真实的人也必须相应地到达这个指定的地方。他一边通过电话发布命令,一边透过房间的窗户俯视着。主人公这种带有个人色彩和权力意志的观看,实质上是将视觉权力实施于城市中的内部空间。他甚至不用去看真人移动的场景,因为“我只要知道他们一直在按我说的做,就够了”(163)。这种视觉权力实施的空间类似于英国思想家边沁(Jeremy Bentham)提倡的全景式监狱,“当禁闭者无法确切地知道监视者是否在塔内的时候,他就必须将监视当成恒久而全面的监督,随时注意自律”(吕超,72)。

作者麦卡锡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出发,通过刻画被拔出电话线的墙和小说中反复提到的墙上的裂缝,展现出“记忆不仅和时间有关,记忆的空间性更加明显”(林莉,73)。麦德灵大楼属于城市的内部空间,它赋予了主人公寻找真实的热情,但同时也反映了现代社会金钱消费下的权力观。因被不明物体砸伤而能够获得八百五十万封口费,这一事件本身已表现出一种非真实性,而主人公在麦德灵大楼建构的再现的空间则更加让他迷失了真实的感觉。

结语

《记忆残留》中伦敦街道、地铁和大楼的书写,不仅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场所,而且影射出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作者麦卡锡通过刻画一个对真实充满焦虑的主人公,将恐怖事件和消费下的权力观串联在一起,完美地糅合了真实与虚构的城市空间。正如小说扉页所言,麦卡锡“始终关注艺术和社会中的非本真性”,而他实质上是将社会现实和个体内心无限放大,使之凸显出非真实的效果。近年来,恐怖事件不断发生,人们权力欲望也持续膨胀,然而世界和平和个体精神的问题必须得到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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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苏婷 湖南湘潭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4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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