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常”与“变”——以《北鸢》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为

摘 要:《北鸢》是葛亮用文化经验来写作的一部文化小说,被誉为新古典小说的定音之作,蕴含着中国文化在民国的常与变。古典是指小说中对传统文化的薪火承继,是一种常;变则指中国文化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化。作品中既有对传统文化本性的坚守,也有在新旧文化交替中对
阅读技巧Ctrl+D 收藏本篇文章

摘 要:《北鸢》是葛亮用文化经验来写作的一部文化小说,被誉为新古典小说的定音之作,蕴含着中国文化在民国的“常”与“变”。“古典”是指小说中对传统文化的薪火承继,是一种“常”;“变”则指中国文化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化。作品中既有对传统文化本性的坚守,也有在新旧文化交替中对外来思想文化的接纳,还有对西方文化的推崇。这些碰撞与交融使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在和平年代,《北鸢》对中国当下的文化传承与融合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北鸢》 中国文化 “常”与“变” 碰撞 融合

一、中国文化的“常”

《北鸢》不仅是一部以动荡年代为时代背景、描写家族命运变幻的史诗性作品,而且是一部意蕴丰富的文化小说。其中描写了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大量的文化现象,涉及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民俗。可以看出葛亮的中国文化的“常”,既有江湖的,也有庙堂的;有通俗的,亦有高雅的。正如作者在自序里所写道:“北地礼俗与市井的风貌,大至政经地理、人文节庆,小至民间的穿衣饮食,无不需要落实。”[1](P4)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文化氛围中,这些习俗让人直接感受到旧时代的中国文化底蕴。葛亮在描摹葬礼时,凸显着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厚殓入葬,入土为安。在中国,人们通过举行葬礼来维护孝的道德伦理。小说中描写了四次葬礼。卢家睦因感染瘟疫意外辞世,妻子孟昭如在葬礼上,为丈夫焚烧纸、元宝、金条、文房四宝、虎头风筝等具有中国文化意象的什物陪葬。这些物品不是死者生前所爱,就是与其相关,为其焚烧是希望其在阴间能继续享用。冯家四太太左慧容染病离世,冯家办得有排场,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儿女们身穿孝服谢礼。葬礼的摆设与到场的人数反映出冯家的大家门第。凌佐的母亲害病去世,摆放的是纸糊的牛羊。尸身放在薄棺中,凌佐一人披麻戴孝,跪在蒲团上守夜;只有母亲的一个姐妹上门,足见贫穷人家的寒碜与凄凉。“余生记”的龙师傅“老”了,葬礼冷清,门檐上挂着白色纸灯笼,以示有人过世。遗像搁在灵台,三个儿子守灵,葬礼办得简单,却有小户人家的朴素。这四次风格迥异的葬礼,既体现出死者的身份尊卑,更隐藏着不同家庭的贫富状况。同时人们通过举行葬礼,来表达对逝者的敬仰,让自己悲痛的心情得到宣泄缓解。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表明中国人历来是尚集体、重家庭的。因此,“合二姓之好”的婚姻便是连接的关键一环。葛亮曾说过:“我更关心的仍然是传统的东西。”[2](P97)他在书中毫不隐瞒地书写着中国的传统婚姻观念。冯明焕接受媒妁之姻,迎娶门当户对的左慧容;左慧容死前劝说丈夫纳小续弦,让言秋凰过门;冯仁涓顺从长辈的安排,嫁给并不钟意自己的表哥;毛克俞没有和吴思阅在一起,却听从父亲的要求,接受近亲婚姻,迎娶远房表妹;孟昭如为儿子安排相亲,让彼此交换照片、合八字后见面,盼望年轻人能在中国式相亲下走到一起。这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被当时的中国人奉行,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姻制度延续香火,也为家庭的和谐稳定做着贡献。

《北鸢》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渗透出浓厚的文化气息。小说里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俗文化描写,淡化了小说的政治功利性,增强了其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民俗,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还蕴含着强烈的民族认同心理,“它是古老民族文化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积淀,记载着一个民族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维系着人与自然的古老联系,民俗中保存着一丝丝人类的温情,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美好情意。”[3]同时,小说中塑造了不少传统文化精神的捍卫者、承载者和传递者,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展现出动荡年代的平民思想和社会生活。葛亮书写的中国文化的“常”,主要是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大传统[17],代表在民国的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的文化;也有代表在农村中,多数农民的文化,这是一种小传统,正如卢家逃难跑反,遇到乡野老人的善意相待。这种“常”的书写,让人可以了解中国文化的来处,知道中国文化的去向,足见葛亮的写作野心不小。当然,这也是葛亮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部分的赞同与尊重,但其“意义更多并不在于对传统的复兴,而是记录与当下的再现。”[2](P98)通过中国文化的“常”来反观中国文化的“变”,两相对照,彼此促进。

二、中国文化的“变”

小说总体描写的是民国十五年到三十六年发生的事。当时,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救亡运动、经济危机等一系列文化、政治、经济事件,并经历了北伐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内战等大型战争。中国文化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受其影响,不可避免地发生嬗变。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教育观念的转变。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同时伴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普通百姓开始对传统文化教育感到失望与无奈,逐渐接纳西方的教育理念;学校对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太重视,推行新式教育,传统教育方式受到挑战,新式学堂代替了传统儒家的书院教育。冯家让女儿接受新式教育,一改以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育理念。这不仅是因为冯家是士绅家庭,文化观念开明,还在于西方思想文化的魅力、教育理念的先进。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冯仁桢和冯仁珏,面对传统伦理纲常的不合理,以反抗回应。冯家新年前在祠堂祭拜列祖列宗,原本跪着的冯仁珏主动站起,面对长辈斥责,她丝毫不惧,并理直气壮地回答:“不愿跪着做人。”[1](P92)她的回答是对平等的追求,以及对自我尊严的捍卫;冯仁桢在三娘强行为她裹脚时,不顾一切地挣扎与抵制,并用学校老师的话——“政府早发了布告,禁止女人裹脚”[1](P245)来进行辩驳。缠足在民国已是一种古老的社会陋习,是女子社会地位低下的见证。这种习俗不仅损伤了女性的身体,还严重束缚了人的天性,把女性囚禁于深宅大院之中,丧失了与社会接触的机会。这一传统恶习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致到21世纪,中国很多女性仍追求着安定舒适、相夫教子的生活,不愿踏出房门,去外面闯荡。

在恋爱和婚姻观念上,葛亮也书写了一种转变。中国传统婚姻向来注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在民国,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婚姻自主的风气逐渐流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受到了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挑战。而西洋的结婚仪式和自由恋爱之风,已为新时代的新人物所接受。”[4](P68)这种风气的流行打破了封建保守的桎梏,改变了传统的婚姻形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北鸢》恰当而委婉地体现了这种观念的变迁。卢文笙暗自喜欢冯仁桢;赵斯仪和小裁缝在私底下来往;接受新式教育的可滢反对近亲联姻。他们追求爱情和幸福,推翻包办婚姻。恋爱与婚姻的自由风气影响了新一代的青年。生长在民国的年轻人已无法赞同传统婚姻,他们反对“先结婚后恋爱”的传统婚恋模式,认为这种门当户对的婚姻是没有真情实感的,他们向往和渴求的是自由选择恋爱、婚姻对象的权利。

民国是中国走向现代的重要转型期,它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接点上,整体呈现出一种过渡状态。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无法再给中国人提供一种强有力的保障,穷则思变。因此,“随着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随着近代物质文明的渗入,中国人看到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模式,激发了追求、模仿人类进步生活方式的心理。有意无意地用这种新的生活模式改造和充实自己的生活,从而使传统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巨大的变革。”[5](P152)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逐步瓦解,时代在变,传统的民间习俗也慢慢地发生着改变,呈现出不同于中国其他时代的一种文化特色,这种“变”是“传统文化结构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本身的自我调整,这种调整促进了新的文化意识的诞生”[6](P290)。但中国文化的“变”,却不是“送来主义”,而是鲁迅的“拿来主义”,对外来文化有选择的拿,不卑不亢地拿,是鲁迅所说的“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7]。这种“变”蕴含了作者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中国文化命运的思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和修剪。葛亮在当下书写《北鸢》,是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审视,是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文化反思的一种回答。从反面来看,对中国文化“变”的肯定,亦是作者在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这对当代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常”与“变”的碰撞与融合

分析《北鸢》所传达的思想文化,可以发现葛亮既描写西方的物质文明,赞美其自由、民主、平等的现代精神,也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北鸢》相似的是,是陈忠实描写民国时期家族的史诗性作品——《白鹿原》,它也是一部文化小说,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但《白鹿原》里面的文化是一种文化濡化,“是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传播过程”[8](P75),而《北鸢》中所表达的是一种文化涵化,“是发生在异文化之间横向的传播过程”[8](P75)。因此,《北鸢》有着独特的中西方融合、取长补短的多元文化观,展现出中西方文化在接触之初,彼此间存在着交错、钦羡、撞击与融会。正如受封建儒家思想影响的孟昭如,开始不相信西医,面对卢文笙生痱子,用中医的植物疗法治疗,加重了病情,便带着儿子去看西医,还购买了德国“拜耳新出的婴儿爽身粉”[1](P39),可见她在对比传统中医治病和现代西医治疗方式后,选择相信后者。不仅如此,葛亮在教育理念和艺术技法上,也体现出中西文化从碰撞走向融会。左慧容听说女老师穿裤子上课,认为这是不顾男女纲常,会教坏学生。但范逸美到她家做客、看望生病的女儿时,她的态度有了好转,从担心变为接纳、赞叹,从此便认同了新式教育方法。孟昭如让儿子熟读《唐诗》《千字文》等古典书籍,学画习史,进行开蒙教育,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在旧传统向新时代裂变的过程中,维系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但随着卢文笙年龄增长,在其弟多次劝说下,孟昭如终于让儿子去中学接受新式教育,可见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已势不可挡。孟昭如最终选择了接受西方教育理念,但这种接受是有前提的,要具备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累。这样的“常”与“变”是一种文化的双向互动,亦是一种文化包容。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葛亮也传递着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他通过人物来传达文化认同,男主人公卢文笙就是一个典型,体现出人物与时代的互动。正如葛亮在《北鸢·自序》中写道:“他天性中,隐含与人生和解的能力。……这使得他,得以开放的姿态善待他的周遭,包括拜时代所赐,将他性格中‘出世’的一面,抛进‘入世’的漩涡,横加历练。”[1](P3)叶伊莎讲授英国诗歌《老虎》,卢文笙不懂其含义,却张口念着,并不排斥语言与文化所带来的膈膜;一向身着长衫的他,不抗拒舅舅提出为他做西服的要求。这事既表明他对长辈的尊敬,也没对西方的服饰文化抱有成见,而是按照时代的要求,对自己的穿衣风格做出调整,顺应时代潮流。不仅是卢文笙,在民国,政府颁发政令,不再对人们的穿着进行限制,人们可以根据个人爱好、行业要求等自由穿衣搭配,因此,社会各色人等的穿衣风格也变得五花八门。“中国的服饰民俗及其文化内涵以其‘兼容并包’与‘文脉相承’的双重特色非常突出地体现着这种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基本精神。”[9](P109)

“没有撞击的文化是不幸的文化”[6](P1)。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在于它面对外来民族文化的冲击,善于吸收其长处,把外来文化融于自身,内化为整个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又不失其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北鸢》反映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体现出“新旧文化冲突对于普通家庭的深刻影响,也揭示了某种具有恒久不变价值的文化因素,可谓是在现代语境中对民国历史的演绎”[10](P119)。正如葛亮所说:“我关心中国的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传承会否发生断裂。”[11](P61)葛亮能以这样的眼光和视野去看待中西方文化,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作家身处香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地区,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创作来源和动力。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与交融,使葛亮看待事物、思考人生和关注问题的视角更趋开放和冷静。“常”是一种文化自信,“变”是一种文化自觉,中华民族有选择和拥有自己文化的自由和权利。在民国,中国选择让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在互相对立、斗争、渗透、融合后,组成了一个独具一格的文化整体。

四、结语

有学者认为,《北鸢》是“以清醒的现代意识,富含传统意蕴、风致的古典白话文书写民国风情,向读者展示了过渡时代民间文化嬗递的过程。”[12]的确,《北鸢》在文化上是深刻的,它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两相结合,以文化的形式来考察历史中的家国关系,“写出了我们先辈生活的尊严感,这是藏匿在历史深层的我们文化中的另一种精神气质,这是属于《北鸢》内部独特而强大的精神领地。……它重新审视的是维系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民心’。”[13](P164)小说在诸多细节里浸透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一改历史教科书所带给人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观念,正如葛亮自己所说:“我迷恋古典小说中的某种‘掌故感’。”[11](P60)这种掌故感指的是众所周知的历史背后所隐藏的事情,它融进作品,让历史呈现出烟火气,有血有肉,也让人重新去看待民国这段历史。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民国虽然也进入到了一个近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但仍保留很多完整的传统的东西,保留了一种中国风骨。这种风骨在今天已经慢慢剥落。”[14]于是,葛亮通过《北鸢》“去建构一种古典与现代的联络。其中有传承,有碰撞和异变”[15]。换一种说法,则是葛亮曾“概括新古典主义的历程就是‘常’与‘变’。常是传统的东西。从常中看出变,从变中看出常”[10](P119),“从旧的东西里,看出新的来;从新的东西,看出旧的来”[16]。因此,《北鸢》不仅表现出在民国独具中国意味的传统文化现象和文化底蕴,还以包容的姿态展现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反映了作家自觉的文化意识。不但如此,《北鸢》对当下的人认识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葛亮对中国文化在民国“常”与“变”的抒写,不是在怀旧,而是对当下文化发展的一种隐喻。在当下,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已不可避免,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民国以前的故步自封,使中国原有的文化融入世界潮流,与西方文化从对立走向融合。而西方文化在当下中国的传播渗透,看似没有动荡年代里那般迅猛和激烈,但却更深入人心,因此需要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在和平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在碰撞过程中遭受打击,这使得中国文化已经不再纯粹。而《北鸢》对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再坚守与融会具有借鉴意义,它值得我们去深思如何在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坚守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

注释:

[1]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2]葛亮,刘涛:《小说应当关乎当下、关照历史》,朔方,2014年,第4期,第97-98页。

[3]赵学勇:《沈从文创作的民俗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

[4]王跃年,孙青:《百年风俗变迁》,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5]严昌洪:《西俗东渐记》,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6]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290页。

[7]鲁迅:《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8]王媛、徐默译,[美]卢克·拉斯特:《人类学的邀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01月版,第75页。

[9]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10]葛亮:《尊重一个时代,让它自己说话》,长江文艺,2016年,第23期,第119页。

[11]葛亮:《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大家,2009年,第3期,第60-61页。

[12]陈庆妃:《新古典小说<北鸢>的语言范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03月13日。

[13]张莉:《<北鸢>与想象文化中国的方法》,文艺争鸣,2017年,第03期,第164页。

[14]唐不遇:《葛亮:从南京到香港》,南都周刊,2013年,第41期。

[15]葛亮:《我喜欢历史中的意外》,文艺报,2014年08月20日。

[16]葛亮:《小山河·自序》,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08月版。

[17]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的一种二元分析的框架,用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

(刘平 重庆 西南大学文学院 400715)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hanyuyan/20170913/7224467.html   

中国文化的“常”与“变”——以《北鸢》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为相关推荐


------分隔线----------------------------
联系方式
微信号 biyelunwen
热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