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唯一美好的年代

80年代确实很多人有天下情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改造它来的。 下载论文网 /3/view-4460858.htm 野夫坐在咖啡馆的一面红墙前回忆往事,香烟蒂被一个接一个地拧进烟灰缸。他在谈论1980年代,并将之称为“一个世纪中唯一凸显干净的年代”。 “你想象你是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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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确实很多人有天下情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改造它来的。
下载论文网 /3/view-4460858.htm
  野夫坐在咖啡馆的一面红墙前回忆往事,香烟蒂被一个接一个地拧进烟灰缸。他在谈论1980年代,并将之称为“一个世纪中唯一凸显干净的年代”。
  “你想象你是一个孩子,”这位1962年出生的作家说,“在人性扭曲的年代成长,你被捆着长大,好不容易十***岁进入80年代,那完全是被松绑的感觉,突然精神上的绳子给解开了。”他紧紧抱住自己的双臂,然后又释重般伸展开来。
  如果仅仅将这番话视为对青春时光的缅怀,显然并不公允。在野夫的童年记忆中,母亲一直活在右派的阴影下,父亲则在煤矿上接受批斗。1980年代中期教育家刘道玉在武汉大学进行的教改惠泽野夫,使其与一批作家得以进入大学。当1990年代开始,属于野夫的浪漫而理想主义的年代已经终结。
  野夫描述今日中国为“富裕的野蛮国家”,“物质”且“拜金主义”——尽管他并非市场经济的失败者,恰恰是由于出版业松动,他才在出狱后成为书商,摆脱生活困境。但显然,他更愿意用精神而非物质判断一个时代是否丰沛。他仍旧怀念1980年代,那时人们清晨就在新华书店前排队买萨特的书,谈论哲学、诗歌、爱情。或许正因如此,他将自己最近出版的小说命名为《1980年代的爱情》,并在代跋里写道:
  “怀旧,是因为与当下的不谐。我这一代人之所以始终无法超越80年代,也因为那个光辉岁月,给了我们最初的熏陶和打磨。那些被发配流放和无视的长辈,都活在那时。他们给了我们认识世界的遗训,使得我们不再蒙昧于天良。而今,那一代已经凋谢殆尽,而我们也开始要步入残阳斜照了。”
  人物PORTRAIT = P
  野夫 = Y
  那会儿以谈诗为时尚,现在谈诗大家觉得有点傻,就是这么一回事
  P:你将1980年代放在新书的标题里,是不是有些特别的意思?
  Y:首先我们这一代60后的青春正好是80年代,在个人记忆中青春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但更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青春,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我把80年代定义为20世纪唯一美好的年代,因为从辛亥革命之后所谓的军阀混战,到外敌入侵,整个国家都在战争状态中。到了四九年之后国家貌似统一了,战争仿佛结束,但是无数的运动又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比如说,饥饿、反右、“***”。整个80年代突然把绳子给你解开了,你精神上的绳子也解开了,你身体的绳子也解开了,也开始吃得饱了。
  80年代的中国才开始讨论文学要不要有人性,过去都只去谈阶级性。回归人性的生活是任何一个民族都太正常的一件事,但80年代那是全国的知识分子讨论的话题。
  每个人充满激情,又充满纯情。那个时候没有今天这么多物质诱惑,人与人之间从“***”期间的互相残害,互不信任,到开始互相传递爱,每个人互相鼓励说真话,充满着理想要改造这个社会。我在小说中用了很多词来形容那个时代,那时坐下来喝酒就谈诗歌,谈文学,谈社会,那是你无法想象的年代。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像今天崇尚名牌,崇尚香车宝马,我们那个年代崇尚诗歌,而诗歌是最没用的东西。那时新华书店没开门(我们)就守着排队,萨特的书一印出来,全国发行50万册。那会儿坐下来一谈,你没读过萨特,没读过尼采,没出息,是这样一个时尚。
  P:之前你在接受采访时谈到,那时诗人会像串联一样在各个城市之间游荡。
  Y:就是。李亚伟和杨黎(诗人)都是1986年从四川跑到武汉,直奔武汉大学找我。我们之前都没见过面,也没写过信,就是因为写诗歌互相知道,就像个江湖。(他们)就直接敲门,这是野夫的寝室吗?我说是的,你是哪位?他说,我是重庆的李亚伟,这是成都杨黎。马上就在我这儿吃住几天,而且跟我两个人挤一张床上,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发现,他(李亚伟)把我的床单吐得一塌糊涂,我只好把床单连同呕吐物一捆扔到窗户外面。
  过去穿得破破烂烂到朋友家里,都不带换洗衣服。我走到哪儿只带一样东西,就是一把牙刷。到朋友家洗完澡,把朋友的衣服一穿,自己衣服扔在那就走了,你的衣服他也可以穿,就这样换着穿衣服的。
  P:你们聊什么?
  Y:聊诗歌,就聊诗歌。李亚伟聊的我至今还记得,他说把毛泽东选集里面有一些句子挑出来写成现代诗会很有味道。那是好有味道的青春年代,充满了波希米亚精神,他们来经常都只带一张车票,就是谈诗,寻找同道,在今天根本想象不出来。
  P:我有次看李陀在访谈里说,80年代他最怀念的是友谊,他认为那个时候的友谊后来找不着了。
  Y:对,我讲一个故事。当时李亚伟是莽汉派,杨黎是非非主义,我请他们喝酒,喝得大醉,两个人争论诗歌流派,都说对方不对,为这个就在我面前打起来。我比他们两个都大一点,又是我的客,我就训斥他们两个:你们结伴到我这儿来,怎么能这样打起来?哥们儿之间谈诗归谈诗。两个人听着听着就抱头痛哭,第二天接着喝。
  同样是这批朋友现在坐下来,很少谈诗,我跟他们坐在一起不谈诗歌。这是一个时代的差异。
  P:为什么?羞于谈?
  Y:自己写都还行,但是不谈了。那会儿以谈诗为时尚,现在谈诗大家觉得有点傻,就是这么一回事。
  P:査建英有本访谈录谈的是80年代,她提到当时知识分子基本没有物质上的担忧,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争论、清谈。
  Y:那会儿当然了,大学生毕业是有分配工作的,大家尤其从“***”那样一个计划年代过来,到了80年代确实在物质上面会有安全感,但很贫乏,也没有太大的差异,大家都吃得一般,穿得一般。重要的是我不认为是来自于安全感,而是那个年代的时代精神就是对物质没有贪欲,就没有说我要去有房子,我要去有车,要有名牌衣服,那会儿没有名牌概念,衣服能穿合身就好。整个民族那会儿就是,我认为那会儿是很纯净的一个年代。
  P:很奇怪,像“***”有整整10年,造成了那种伤疤这么快就修复了,大家已经不恐惧了,彼此之间开始信任,这是怎么做到的?   Y:可能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一个时代坏到极致,大家自我良知都要觉醒。
  易中天给了我95分,然后就让学生干部请我到他家去做客
  P:当时刘道玉校长怎么把你选到武汉大学的?
  Y:1985年刘道玉搞教育改革,就在武大招作家班。这个班的概念是凡没有本科文凭,但已经在社会上有创作成绩的都可以来报考。报考资格是交一部(已发表的)作品,然后还考文化课。我们当时考政治英语,文史哲的一张通卷,然后再就是一张文学通卷。文化课考试在打分上只占40%,交的那批作品评分占60%。
  武大是80年代特别活跃的一个大学,活跃程度超过全国很多大学,刘道玉校长思想非常开明,当时学校自由空气也非常好,聘请校外很多名人来讲座,很多学生都扒着窗户在那听。
  易中天上课我记得最清楚,里面没有空的,好多人都拎着寝室配的小板凳去,走道上全部是人,最后窗户上趴人,就这样听课,今天我不知道大学还有没有这样的景观。我们喜欢他,因为他敢冷嘲热讽。
  P:嘲讽谁?
  Y:时事。他那个刀子嘴,那会儿就已经非常吸引人了。那也没谁管他,也没谁打小报告。
  易中天好玩,他开课讲《文心雕龙》,不考试,每个人自己下去写一篇文章交给他,就作为考试。我听课他并不认识我,他在台上,下面几百人听他的课,他哪儿知道我。当时我欣赏这个老师,有心想要交他做朋友,唯一的手段只有让他记住我,我用文言文写了一篇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交上去,易中天给了我95分,然后就让学生干部请我到他家去做客。
  P:我看过那段,他家没有客厅,你俩只能坐在床边聊天。
  Y:很小的房子,从此就成了莫逆之交。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
  P:我记得有句说80年代的话,小说家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尿都来不及,每天都在想创新。
  Y:我在武大就曾经为了创新而创新,写了一个小说叫《迷失》。那会儿写在稿纸上,叙事在2/3的这一边,右边是诗歌,排着占1/3的版面,等于说这个小说就像音乐的副调,一边叙事像主旋律,一边诗歌是和声。当时校刊要发表,请易中天点评,他专门约我去谈话,说这个小说确实这种形式现在没有,创新很有意思,故事元素也太好了,但是你没写好,就这样发表可惜了这个题材,所以我(易中天)不仅拒绝给你写评论,而且建议一定要修改过后再发表,否则浪费了这个题材。这个手稿我一直保存到今天。
  P:北岛有次说70年代其实是潜伏期,上山下乡之后那一段对青年的思想管控其实比较小。
  Y:这个言之成理,“***”最残酷的是前半段。“***”后期,尤其是林彪外逃事件,中国人连精神层面都垮了,70年代的人开始思考,反思前几十年的中国道路,然后开始到处找书读。
  当然北岛也好,王朔也好等等这些北京作家,他们得风气之先,因为最早其实在70年代人民出版社都有内部发行的书籍,他们最先看到,当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些书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阅读这些书了,那当然在80年代爆发就比我们来得快得多。我到1979年第一次读《基督山伯爵》,那时早已经从批判江青那些文件知道江青看这些书,后来终于有一个干部从武汉带出来了,借给我们寝室。我们有4个人想读,但只给我们24小时。我们4个连轴转,我读完第一册已经到晚上9点了,把你叫起来,你读,然后我又开始读第二册,读完到3点叫另一个,就这种。
  本质上不太一样,就是整个精神层面是颓废的
  P:也有一种说法是觉得现在人们回忆里的80年代是大家对过去的一种美好想象。
  Y: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或者有一部分过来人认为他的80年代不是这样的,那是他的生活经验,他可能在80年代就没有过上这样的生活,就没有跟时代同步。但是我们更多人的80年代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有无数的影像记录、文字记录、诗人通信、日记,全部可以做证,这怎么会是虚构的?
  P:后来你在很多地方生活,有不同的社会圈子,你会觉得在哪里,比如大理、欧洲或者台湾找得到80年代的感觉吗?
  Y:大理有相似之处,但是本质上不可能。长期在大理的人对物质主义看得很淡。我有一个邻居是广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长得非常漂亮,比我去大理还早,就租个房子住着,开淘宝店卖服装,收入很少,勉强维生,但她过得十分开心。大家都过这种生活,没有人攀比。有一个女孩在那每天黄昏的时候铺一张地毯,在地毯上化了妆,跳肚皮舞,放一个帽子在那,跳几段舞蹈,一看钱够了,撤了走,很多这样生活的。
  P:你刚刚说本质上觉得不太一样。
  Y:本质上不太一样,就是整个精神层面是颓废的,80年代是积极向上的,现在是一种收缩的人生。就是我虽然不追求物质,但我也不追求其他的,我就过这样一种颓废的生活。比如说跳完舞,钱够今天晚上泡吧了,还可以抽两口大麻了,就回去了。80年代我们都要积极向上都要改变这个世界,是怀着这个梦想的,那是一种怀梦的生活。
  P:所以有人说80年代不存在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基本上知识分子的思维都具有公共性,你怎么看?
  Y:不能说所有的,但80年代确实很多人有天下情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改造它来的。今天这样一种东西变成了被人嘲笑、诬蔑的东西。这是这个民族应该值得敬重的一种情感。这个民族有问题,有担当,有责任感,有追求,有理想,这个民族才有救。如果大家都没有了,网上我们见更多是谈谈美食,秀秀名包,秀秀走到哪的风景,歌颂集权,这个民族有什么救呢?要么变成郭美美,要么变成司马南,这个民族就彻底毁了。
  P:你在1990年入狱?
  Y:对。
  P:然后1995年出来。那个时候能适应外面的生活吗?
  Y:很不能适应。80年代口袋藏一个牙刷,就可以到朋友家混吃喝。朋友见到了,就在路边摊两个凳子一个炉子,就一碗炉汤喝酒,大家特别开心快乐。等到1995年出来的时候,朋友首先请你上餐馆,请你上完餐馆后说,哥们儿洗个头去吧。洗头就是提供性服务,朋友之间请小姐的。
  我有一个未完稿,叫《我不是归人》,现在还没有时间把它写完,就是释放了貌似回家,实际回不到这个社会。你无法想象这样的感觉,没有方位感,整个时代的火车已经过去了,就像我小时候,荒山野岭一个人,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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