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探讨

摘 要: 五四运动使老舍认识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的时代意义与具体表现, 并形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但他对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则持质疑态度, 并在文学创作中作了深刻的反思;他对五四以民主与科学为引导的思想启蒙、文化革新的新文化运动则多为亲近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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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五四”运动使老舍认识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的时代意义与具体表现, 并形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但他对“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则持质疑态度, 并在文学创作中作了深刻的反思;他对“五四”以“民主”与“科学”为引导的思想启蒙、文化革新的新文化运动则多为亲近与认同, 并且在作品中作了多维审视与自省;他充分肯定了“中国新文艺的态度与趋向”, 对五四文学革命和语言革命作了多方面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 “五四”运动; 新文化; 新文学; 反思; 审视;

  “五四”运动既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政治革命运动, 又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导的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 也是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的新文学运动。全面观照老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应该从三个层面进行探讨:一是老舍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二是老舍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三是老舍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从这三个层面进行探讨, 即可看到老舍对“五四”社会政治革命运动中的学生运动的疏离与反思,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现代性的价值取向的认同与自省, 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革命和语言革命多有继承与发展。

  一、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的认识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 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 还未满19岁, 即被北京教育界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做校长, 他上任后, 整天忙于学校教育, 改革教学教材, 因而无意顾及社会活动, 及至“五四”运动爆发时, 他也没有直接参加这场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看见了五四运动, 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 我已作了事。是的, 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 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1]虽然他说对“五四”运动是一个“旁观者”, 但作为身处这个大运动中心的知识青年, 他不可能将“五四”运动置于心理情感精神世界之外, 而是在由自发到自觉的状态中受到了“五四”精神的浸染。

  作为社会政治革命的“五四”运动, 最先是以北京学生运动为主体而发动起来并迅即遍及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而作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在老舍思想情感世界扎下根, 也是以“五四”作为分界站, “五四”之前的青少年时代, 他的反帝反封建意识基本上处在自发阶段。庚子年, 老舍父亲为保卫皇城而死于外国侵略者的弹火中, 老舍从小常听母亲讲那些比青面獠牙的恶魔还要恶毒的“洋鬼子”烧杀抢掠的事, 使他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滋生了痛恨“洋鬼子”的朴素的爱国情感。到小学读书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国耻”。“可是, 直到‘五四’, 我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 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才真正懂得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道理。[2]后来, 老舍在《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一文中, 也写出了他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意识由自发到自觉的心路历程。他说:在小学读书的时候, “我已经会说‘爱国’两个字”。可那时国旗上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 国旗上的“龙”与皇帝本是一体的, 那时候的爱国前面还有忠君二字, 所以他讲那时候会说“爱国”两个字, 就“有些不大自然”, 不懂得“龙”和皇帝为什么代表中国。到了民国, 五色旗代替了龙旗, 爱国上面已不必加“忠君”, 感到轻松些了, “爱国心也就更大了”。可是军阀混战, 各处都有土皇帝, “使我莫名其妙, 不知道到底哪里才是中国”。到了蒋介石当权, “我几乎没法爱国了, 因为爱国就有罪”。老舍到过欧美各国, “一出国, 我才明白中国为什么可爱”, 尽管他在国外明白了“中国与中国人的伟大”, “我却抬不起头来”, 无论在纽约、伦敦, 还是罗马, “我都得低头走路”, 因为人家看不起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 不一样了, “到哪里都可抬头走路了”, 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 “爱我们的国家吧, 这国家值得爱!”[3]所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是老舍思想情感的主线, 而这一思想情感的主线是“五四”运动教给他的, 他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一文中说“五四”运动给了他“一双新眼睛”, 让他认识到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 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 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 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4]从“五四”运动后, 老舍的文学创作就一直贯穿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如果说“五四”运动使老舍认识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 并形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那么他对“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则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并在文学创作中作了深刻的反思。《赵子曰》则是作家对“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的质疑与反思的力作。小说写于1926年, 它描写了一群大学生的生活及其精神状貌。小说依托他于1920年担任京城北郊劝学员之后, “在翊教寺公寓居住期间对大学生们的观察, 也有他对平日从其他方面对这类人物得来的认识”而写成的作品。[5]老舍说那时他“极同情于学生们的热烈与活动, 可是我不能完全把自己当作个学生, 于是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 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 找到了笑料, 看出了缝子”。[6]老舍看出的“缝子”即是他所描写的“天台公寓”里的大学生赵子曰们, 打着“解放与自由”的“新人物”旗号, 却荒废学业, 不思进取, 整天在吃喝玩乐、浑浑噩噩中度日。小说特意描绘了名正大学的学生们闹学潮的情景:他们罢课、罢考, 贴大字报, 谩骂攻击校长, 捣毁校长室, 砸碎仪器室, 烧公文, 抢图书, 捆校长, 打教员, 学校风潮很快传遍全国。小说的主要人物赵子曰在学潮中充当“英雄”, 他笑着笑着把那天捆校长的情景像过电影似的复现出来, 还洋洋自得地觉得自己“并不是为自己, 是为学校, 为社会, 为国家, 或者为全世界!”其实他们全都是为自己, 武端和莫大年讲“乘着罢课的机会”, 他们可以好好地“玩一玩”。赵子曰说不是为自己, 其实是为满足他图虚荣、出风头充当学潮中的“志士”“英雄”的心理需求, 周少濂写信称赞他是“何等的光荣啊!”他感到特别兴奋;他被学校开除了, 许多同学朋友都伸出大拇指称他是“志士”“英雄”, 他飘飘然了, 他得意于“不打校长教员, 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的“新潮流”[7]中了。这次风潮后, 他又受欧阳天风唆使去从事打倒张教授夺回王女士的活动, 他又把所谓新潮人物的“生命的真意带回来了”:“酒与妇女便是维持生活的两大要素”, “有工夫再出些锋头, 闹些风潮, 挣些名誉。对!内而酒与妇人, 外而风潮与名誉, 一部人生哲学!”[8]小说描写的名正大学学生“闹学潮”以及赵子曰们的精神状态虽有些嘲讽、夸张, 但在历史事实上正好与“五四”之后学生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影响相吻合, “五四”之后, 有的学生以“功臣”自居, 甚至印发名片炫耀自己;有些学生无视学校法规, 动辄掀起学生运动, 对哪位教师不满, 便以罢课相威胁;查毓瑛给胡适的信中提到, 北京大学的学生热衷于开会, 每年大小会不下千次, 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

老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探讨

  赵子曰在“学潮”中充当“志士”“英雄”, 他的“内而酒与妇人, 外而风潮与名誉”的“人生哲学”, 全被李景纯所否定。李景纯没有参加学校的“学潮”运动, 他是这场“学潮”运动的真正的清醒者。李景纯是务实的, 他在“学潮”之前就教导赵子曰:一是在学校要好好读书, 死啃一门功课;二是回家一半读书, 一半做农田实验, 做有益于农民的事;三是为社会做些好事。“学潮”之后, 他以实业救国的革命理论教导赵子曰, 给赵子曰讲各行各业都要有充分的知识, 人人都把充分的知识、职业做好了, “然后才有真革命出现。各人走的路不同, 而目的是一样, 是改善社会, 是教导国民;国民觉悟了, 便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9]针对赵子曰的旧友武端欲把天坛卖给洋人的企图, 他用国家观念、爱国精神教导赵子曰, 要赵子曰不忘“国耻”, 树立民族自尊心。他以事实为依据, 用王女士的信, 揭露欧阳天风唆使赵子曰打倒张教授的阴险用心, 让赵子曰幡然醒悟。他最后用自己的英雄行动, 为民除害去刺杀军阀贺占元的牺牲精神, 以激起赵子曰们的反封建、爱国“救民”之心。很显然, 李景纯是“五四”时期学生运动中的觉醒者、启蒙者, 赵子曰是被启蒙者、受教育者, 他是在李景纯的教育下的幡然醒悟者, 老舍用这两个人物形象, 完成了对“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反思:有对赵子曰们“闹学潮”的盲动激烈的“英雄”志气的嘲讽、批判, 有对赵子曰们在反帝反封建思想教育下的思想转变的肯定, 更有对李景纯务实进取、实业救国、反封建、教导国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张扬。

  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多维审视与自省

  如果说老舍对“五四”以学生运动为主体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政治革命运动是疏离与反思的话, 那么他对“五四”以“民主”与“科学”为引导的思想启蒙、文化革新的新文化运动则多为亲近与认同, 并且在作品中作了多维审视与自省。最先挑起“民主”与“科学”旗号的是创办于1915年的《青年杂志》 (从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 , 《新青年》掀起的以思想启蒙为主体的文化革命运动, 以“民主”与“科学”精神, 冲击着封建旧思想旧礼教的污泥浊水, 唤起被禁锢在封建社会“铁屋子”里的千百万民众的思想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浪潮, 浸染影响了一代知识青年, 老舍是其中之一。《新青年》开创时老舍才十六七岁, 他当时没有发表过对《新青年》精神认识的文字材料, 只是在1957年5月4日纪念“五四”文章《“五四”给了我什么》中, 表达了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主义的认识与看法, 他说:“‘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这样, 以前我以为对的, 变成了不对。我幼年入私塾, 第一天就先给孔圣人的木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后来, 每天上学下学都要向那牌位作揖。到了‘五四’, 孔圣人的地位大为动摇。既可以否定孔圣人, 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否定的呢?他是大成至圣先师啊!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二千年来的老规矩。这可真不简单!我还是我, 可是我的心灵变了, 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他又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 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10]老舍在这里突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主义的两大特点:一是重估一切价值, 反传统、反孔教的精神, 二是张扬人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个性解放的观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以及反孔教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的确存在着偏执的激进主义的思想行为。但是联系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背景, 袁世凯复辟帝制, 大力提倡尊孔读经, 复古逆流甚嚣尘上, 那时如果没有反传统、反孔教的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和破旧立新的革命精神, 是很难掀起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浪潮的。其实, 新文化运动的先哲、先贤们, 他们反传统、反孔教, 反对、否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质的东西, 反对、否定的是历代反动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禁锢人们的思想、奴役人们的行为, 而不是全盘否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行为规范, 这在胡适、鲁迅那里都有着明显的体现。胡适一边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 一边又去“整理国故”, 他对《红楼梦》《水经注》等方面的研究, 都有较高的学术建树。鲁迅一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痼疾, 暴露国民精神弱点, 一面又在追寻理想的国民性, 探讨“改造国民性”问题, 他在反传统的同时, 又积极地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 一生几乎一半的时间在从事古籍整理。老舍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 多接近胡适的温情的改良主义, 对孔教采取“怀疑主义”态度。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和文学创作上, 则直接继承了鲁迅开创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题。笔者曾在《论老舍小说“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生命力》一文中说: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继承得最忠实而富有独创性、系统性的是老舍, “暴露和批判国民性的弱点, 肯定和发扬国民性的某些优点, ‘教导国民’‘改善社会’, 以期国民精神振兴、民族解放, 这是老舍小说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思想生命力的重要所在”。[11]《老张的哲学》从“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比中, 既批判了老张的封建买卖婚姻观念, 又暴露了蓝小山以“西洋文明”镶边而内骨子则将女人视为“玩物”, “玩耍腻了一个, 再去谄媚别个”的卑劣行为。同时还奚落了赵姑母恪守旧礼教, 阻碍男女自由恋爱, 包办侄女婚姻的思想行为。《赵子曰》展示了“五四”一代青年学生身上的国民劣根性:赵子曰昏庸糊涂, 不思进取, 贪图玩乐, 追逐女色, 考试成绩名落榜末, 还沾沾自喜自言自语:倒着数还是第一呢!周少濂是个“古老的青年”, 学哲学而作新诗, 他的新诗其实是套用古代诗人的诗句, 没什么诗情诗味;莫大年和武端的“官本位”思想, 一个想靠搜集别人的“秘密”向上爬, 一个计划将天坛拆卖给洋人以显示其做官的能力。小说生动地画出了一幅“五四”一代青年学生身上具有不同色彩的国民劣根性的形象图。《二马》在新旧对比、中西对比中表现“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入。在新旧对比中, 既展示了老马“出窝老”的老一代国民老马的思想弱点:愚昧麻木, 顽固守旧, 自私慵懒, 爱面子, 图虚荣等, 由这些思想弱点发展至丧失国格人格而去参演滋长洋人志气的电影, 导致了古玩店被砸。又张扬了年轻一代的中国国民小马思想开放, 崇尚科学, 敏感要强, 务实进取的精神。从而让人感到“出窝老”的老一代国民思想急需改造的迫切性。在中国人与英国人的对比中, 英国人以强者自居, 看不起中国人, 而中国人 (主要指老马之类) 则自暴自弃, 走起路来也觉得低人一等;在恋爱方面, 二马的追求与温都母女的嫌弃, 一切都显得不平等, 而在不平等中显示出中国国民精神弱点的严重性、可悲性。

  老舍由初期三部长篇小说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表现“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题, 一直延续发展下来, 到1930年代《猫城记》暴露猫人的奴性、自私、自大、愚昧、敷衍、糊涂, “上下糊涂, 一齐糊涂, 这就是猫国的致命伤”。[12]《离婚》对中下层市民知识分子“灰色”人生的描绘, 讥讽了张大哥安分守己、调和中庸、息事宁人的“好人”性格。《牛天赐传》剖露了在“官与钱”教育下的牛天赐畸形性格成长的历史。到1940年代的《大地龙蛇》《四世同堂》, 则全面深刻地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 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国民精神弱点的展露, 又有对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颂扬, 还有对太平世界、和谐统一的美好未来的展望与期待。

  如果说老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和“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思想是认同、继承与发展, 那么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以及在新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个性解放”的思想, 则有着一定程度的质疑、反思, 并作了多维审视和自省。从整体上说, 他对人的个性解放、人权的平等, 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等是认同和追求的, 在年轻时就以坚决的态度拒绝了母亲替他包办的婚姻, 也在暗恋着“宗月大师” (刘寿绵) 的女儿, 但最终没有得到爱情的结果。就像《老张的哲学》中王德与李静的恋爱那样, 最终在老张的买卖婚姻和赵姑母的包办婚姻下, 酿成了王德另娶, 李静抑郁而死的悲剧。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追求被社会和传统文化痼疾给消解了。《老张的哲学》中青年男女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消解形态, 在其以后的小说中延续着。《月牙儿》中的女儿“我”在胖校长侄儿的引诱下, 也想在个性解放、自由恋爱中获得自主能力, 却在失身痛苦中一步步走上卖淫的道路。《鼓书艺人》也以女性被骗失身, 显示个性解放的消解。在老舍看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性解放的春风, 并没有在广大的市民社会中形成气候, 所以那里的青年男女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追求, 并没有得到美好的结果, 而那些像祁瑞宣和韵梅式的并不是通过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组成的婚姻家庭, 却显得比较“和谐”, 《四世同堂》即是用民族灾难下的祁瑞宣和韵梅式的婚姻“和谐”来形成对“家”的维持, 以对抗并度过战争时代的艰难岁月。

  三、对“五四”文学革命和语言革命的继承与发展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主导的“启蒙主义”思想的推动下, 引发了“五四”文学革命, 兴起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浪潮。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倡导文学改良的“八事”后改为“八不主义”, 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作为新文学的工具, 确立白话文的正宗地位。同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高张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 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3]胡适的文学改良, 着眼于文学形式, 语言革命, 创造白话新文学;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则着眼于文学的思想革命, 依然具有启蒙现代性特点, 其反对旧文学, 提倡新文学的情感激烈、态度坚决。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和胡适的语言革命的理论召唤下, 鲁迅则用《狂人日记》等小说创作, 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从此, “五四”新文学创作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老舍不仅从总体上评价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态度和创作趋向, 他说:“从一发芽, 中国新文艺的态度与趋向, 据我看, 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地方”。[14]而且还充分认识、明确肯定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革命和语言革命的重要价值、历史意义。认为文学革命给了他“新思想, 新感情”, 即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的“基本思想与情感”;他更赞赏语言革命, 认为新的文学语言即白话, 给了他“新的心灵”, 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他说:“‘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 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 “白话已成为文学的工具。这就打断了文人腕上的锁铐———文言”, 有了白话的工具, 才“叫我变成了作家, 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作家”。[15]

  首先考察老舍对“五四”文学革命的继承与发展。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 无论是在文学革命理论的倡导还是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上, 多尊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当然, 除了现实主义, “五四”新文学中还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鲁迅的《狂人日记》即运用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融合的创作方法, 他的作品还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的色彩。不过新文学在后来的发展中, 现实主义成为主潮, 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逐渐弱化, 在这种情态下, 老舍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 除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导外, 同时又兼顾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 显示其对“五四”新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如此, 老舍还在小说的体式上对“五四”新小说作了突破性的发展, “五四”新小说以短篇为主, 而较缺乏精致的长篇, 到了老舍, 他一登上文坛, 就以独具风格的长篇小说创作为主, 取得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成就, 尤其贡献了像《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长篇经典。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声浪中, 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潮主义涌进文学创作中, 而对老舍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人道主义。从老舍的文学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的对应关系上看, 老舍比较接近周作人在倡导“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用“人道主义”思想作主导, 去描写“人的平常生活, 或非人的生活”。周作人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 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 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我所说的人道主义, 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 爱人类, 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 占得人的位置。”[16]老舍小说也贯穿着从西方接受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和情感。不过, 老舍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周作人的从个人做起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不是对世间所有的“人”讲人道、爱人类的人道主义, 而是贴近市民心理情感的对“坏人”不必讲人道, 就像《赵子曰》中的李景纯对军阀不必讲人道, “我根本不承认军阀们是‘人’, 所以不必讲人道!”“救民才是人道, 那么杀军阀便是救民!”[17]这是一种牺牲个人为民除害, 除暴安良的人道主义;对“好人”、对受迫害的下层平民则施以人文关怀的人道主义, 像《老张的哲学》中的李静、《月牙儿》中的女性“我”、《鼓书艺人》中的方秀莲等女性的悲剧, 都留下了人道主义的怜悯、同情。请看作家对李静的死所写下的一段人道主义的抒情文字:“花谢花开, 花丛中彼此不知道谁开谁谢!风, 雨, 花, 鸟, 还鼓动着世界的灿烂之梦, 谁知道又少了一朵鲜美的花!她死了!”多么让人悲哀、感伤!

  至于周作人说的“平民”, 是与“贵族”相对而言的“平民”, “五四”新文学中的“平民”大都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 而不是老舍所表现的市民社会底层的贫民。沈雁冰曾对1921年“四、五、六”3个月的小说创作作了阶段性批评, 他从题材上归类, 认为描写男女恋爱的创作最多, 其次是写农民生活的, 而描写城市劳动者生活的最少。[18]“五四”新文学以知识分子和农村题材为主调, 最少描写城市劳动者生活的作品, 尤其缺少描写城市底层贫民生活的作品, 老舍打破了这一局面, 开创了描写城市底层贫民生活的领域, 创作了小说经典《骆驼祥子》, 塑造了“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洋车夫典型———祥子;揭开了《月牙儿》中母女及《骆驼祥子》中小福子等底层市民出卖肉体的悲惨生活和精神遭遇;又别开生面地描写了旧巡警“我这一辈子”的痛苦、悲伤、愤怒、不平、反抗、诅咒旧世界的生命图景 (《我这一辈子》) 。老舍以老北京底层贫民生活及精神状态为主色, 绘制了一幅幅色彩纷呈、人性各一的“市民王国”、市井生活图景, 为“五四”新文学作出了突破性贡献。

  其次考察老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语言革命即白话文运动的继承与发展。老舍不仅认同、赞赏白话为文学表现的工具, 以白话为文学的正宗, 而且把自己写小说看成是“贩卖大白话”。宁恩承曾说过:“在伦敦时老舍每叹一无所长。‘贩卖大白话’或者是一条出路。他说‘你们各有专业, 各有所长, 我拿什么呢?’所以立志写小说, 贩卖大白话为生”。[19]老舍讲的“贩卖”其实是对“大白话”的运用、改革与发展。他认为五四新文学作品还不够民间化、通俗化, 所以他在运用“大白话”进行创作时, 力避欧化语言, 力求民间化、通俗化。以小说为例, 五四新小说有些在描写上比较通俗化, 但在叙述上往往又带上知识分子腔调。与此不同, 老舍小说无论是描写还是叙述都是民间化、通俗化的。老舍的民间化、通俗化的“大白话”语言是从创作心理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而无丝毫雕琢的痕迹。他写小说有一个习惯, 总是先找个朋友朗读几段, 请他们听听在语言文字上还有什么毛病。他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 念了两段给许地山听, 许地山听后“只顾笑”, 感到很有趣。这部小说已经显示出他用大白话写北京的人、北京的事、北京的风物的特点了。它幽默诙谐、生动有趣, 但他对其中“往往把文言与白话夹裹在一处”感到不满。而到写《赵子曰》时作了改进, 在文字上“很挺拔利落”, 结构上“比老张显着紧凑了许多”。[20]小说有一段描写赵子曰演习京剧《王佐断臂》的情景, 唱念做打, 生动有趣, 尤其在摔完“抢背”后的惟妙惟肖的表演, 真够京腔京味“挺拔利落”的。到了写《二马》, 他写几段, “便对朋友们朗读”, 检查句子是否顺当, 字眼是否妥当。如此在白话语言上的苦苦追求, 才使小说达到了像英国人烹调的大菜那样, 不加任何佐料, “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21]《小坡的生日》则“用最简单的话, 几乎是儿童的话, 描写一切了”。[22]到了1930年代的《骆驼祥子》, “全作近11万字, 只用了2400多个汉字。出现频率最高的都是常用字, 认识621个字, 相当于小学高年级学生水平的读者, 就可以通读这部杰出的文学名着”。[23]俗与白的亲切、新鲜、活泼味儿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1940年代的《四世同堂》语言的幽默风趣的北京味儿较浓, 像小贩们卖果儿用“儿化韵”喊唱的“果赞”:“‘一大碟, 好大的杏儿喽!’这个呼声, 每每教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 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 惨笑一下”。“红李, 玉李, 花红和虎拉车, 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 带霜的发光的, 好几种果品, 而小贩得以充分的施展他的喉音, 一口气吆喝出一大串儿来———‘买李子耶, 冰糖味儿的水果来耶;喝了水儿的, 大蜜桃呀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24]多么富有语言的音乐美啊!1950年代的《龙须沟》《茶馆》语言的口语化, 性格化, 动作性, 幽默含蓄以及潜台词的运用, 增强了话剧语言艺术美的魅力!总之, 老舍在对五四“大白话”的运用、改革与发展中, 不断地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创新, 创造了简洁朴实、自然明快、亲切生动、新鲜恰当、京腔京韵、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 彰显了作为一代语言艺术大师的独特风貌!

  注释

  1[6][20]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 《老舍文集》第15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 第170、171、172页。
  2[4][10][15]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 《解放军报》1957年5月4日。
  3老舍:《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 初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13日, 第3版。
  4关纪新:《老舍评传》,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8年, 第113页。
  5[8][9][17]老舍:《赵子曰》, 《老舍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 第260、252、306、381页。
  6谢昭新:《论老舍小说“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生命力》, 《安徽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年第4期。
  7老舍:《猫城记》, 《老舍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 第460页。
  8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新青年》1917年2月1日, 第2卷第6号。
  9老舍:《敬悼许地山先生》, 《老舍文集》第14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第187页。
  10周作人:《人的文学》, 《新青年》1918年12月15日, 第5卷第6号。
  11郎损 (沈雁冰) :《评四五六月的创作》, 《小说月报》1921年8月, 第12卷第8号。
  12[美]宁恩承:《老舍在英国》, 香港《明报》月刊, 1970年5、6月号。
  13老舍:《我怎样写〈二马〉》, 《老舍文集》第15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 第193页。
  14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老舍文集》第15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 第200页。
  15王行之:《老舍语言艺术初探》, 《当代》1981年第5期。
  16老舍:《四世同堂·偷生》, 《老舍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 第88页。

    谢昭新.老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J].学术界,2019(05):35-41.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dangdai/20190713/81816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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