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典籍外译翻译生态环境探析与反思(2)

十二五以来,汉语典籍外译更是进入了发展快车道。2011-2012 年,原新闻出版总署陆续出台《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汉语典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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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以来,汉语典籍外译更是进入了发展“快车道”。2011-2012 年,原新闻出版总署陆续出台《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汉语典籍走出去,加强汉语典籍对外翻译与出版。与此同时,“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工程项目都为汉语典籍对外传播提供了资金支持。如仅在2011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两个工程共与29个国家、124家出版机构签订了240个资助协议,资助金额超过1500万元。[8] 这其中汉语典籍占据了较大份额。“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更是将中华文化典籍作为走出去的重点类别,积极通过市场运作向国际市场推介汉语典籍译作。正因如此,每年出版的汉语典籍数量逐年上升,在国内各大图书博览会和重大国际书展中也常见汉语典籍译作的身影。更为可喜的是,汉语典籍译作产品形态日益丰富,已经从单一的纸质图书拓展到音像电子、数字等多种形态,并通过各种渠道走进海外市场,在国外读者中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汉语典籍外译繁荣景象主要与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自从实现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75%的速度飞速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2008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使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为了进一步了解、学习中国文化,汉语典籍译作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外友人的关注,这无疑为汉语典籍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极大推动了“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2002年,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座谈会上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把中国建设成为立足亚太、面向全球的国际文化中心。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再次明确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将文化走出去放在战略高度加以强调。为了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建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格局,还提出实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总体战略。《决定》再次强调“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9]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10] 可以说,正是由于当下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国家的政策支持,汉语典籍外译才有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二、汉语典籍对外传播困境反思
  建国后我国为推动汉语典籍走向世界投入了较大人力、物力、财力,国内汉语典籍外译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然而,从域外传播效果来看,总体而言“收效甚微,实际效果并不理想”[7],更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客观地讲,“我国正处在翻译生态环境最好的时期之一,经济环境宏阔,社会政治环境稳定、语言文化环境多元共融”[11],不过,与此同时,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看,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不平衡,这也是汉语典籍译本在西方接受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想有效解决汉语典籍译本在国外落地难问题,从跨文化传播视角反思翻译生态中各种因子与翻译环境中诸多要素之间的不和谐现象至关重要。
  首先要思考的是译本选择问题。理论上讲,译者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更容易保证译本的质量。典籍翻译大家汪榕培教授谈论他之所以从道家著作开始典籍英译时曾说:“主要是我的兴趣使然。尤其是《老子》和《庄子》的内容深邃,文采斐然,与我自己的思想理念最契合。”[12] 不过,有学者曾做过调查,国外读者除了对《老子》、《论语》等少数汉语典籍感兴趣之外,往往更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自然给大多数汉语典籍译作在国外的落地带来了不小难度。以往,汉语典籍译作在西方影响不尽人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选题策划能力不强。正如廖华英所言:“目前,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往往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众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国外兴趣点的重要因素。只有点燃西方人的兴趣点,才能吸引他们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13] 汉语典籍文献浩如烟海,根据2008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至少有2392种典籍流传至今。关于汉语典籍翻译的选材,清华大学罗选民教授提出过如下原则:1. 普遍性原则,即具有普遍意义的典籍;2. 契合点原则,即要发现外国人爱好哪些作品;3. 现实性原则,即优先选取能为现实服务的典籍;4. 覆盖面原则,即兼顾文学和其他方面的选材。[14] 对此笔者表示赞同。由于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改变中国文学处于世界文学边缘的状况,更不可能完全改变西方读者的接受心态,至于说当今西方普通读者对汉语典籍的接受水平,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只是“相当于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年代的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水平”[7],因此,在汉语典籍走出去过程中,官方在策划选题时必须与学术界及相关部门统一谋划,充分考虑国外读者的接受习惯、阅读特点和理解能力,考虑他们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尤其要注重挖掘与其他民族文化具有共性的内容,通过共性的东西带动他们的阅读兴趣,进而逐步提高他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典型民族性内容的接纳性,这样才能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倘若译本选择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典籍外译很容易变成“出口转内销”,成为学习外语或者搞翻译研究的参考书,那样的典籍外译无异于闭门造车。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Translates/20160802/62550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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