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典籍外译翻译生态环境探析与反思

汉语典籍外译翻译生态环境探析与反思 习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1]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越来越希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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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典籍外译翻译生态环境探析与反思

习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1]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越来越希望学习、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也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汉语典籍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汉语文化典籍外译就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对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翻译生态可以表述为“翻译主体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2]翻译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文化语言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可以统称为社会生态环境。翻译是个复杂的过程,译本的接受与传播不仅与译者的翻译水平和翻译技巧有关,与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也密切相连。因此,有必要对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汉语典籍外译社会生态环境进行探究与反思,以期更好地推动当下语境中的汉语典籍走出国门。
  一、建国后汉语典籍外译发展历程及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翻译在文化交流和发展过程中充当着重要的桥梁,然而不同历史阶段译作的出版和传播态势却截然不同。汉语典籍外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期。1590年,西班牙传教士胡安·科沃将《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文,这是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汉语典籍。自此,“以来华传教士为翻译主体,开启了中国文化西传的第一次高潮,此阶段中国典籍西译的数量之大在今天看起来也是很惊人的。据考狄书目统计,16-18世纪这200年间,西方出版了关于中国研究的各类图书多达上千种。” [3] 与之对比,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等社会生态环境因素束缚,尽管在19世纪末期陈季同、辜鸿铭等国内译者也翻译了诸如《聊斋志异》、《论语》、《中庸》等汉语典籍,国内成规模的典籍外译却比西方出现的晚得多。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典籍外译发展才有了新气象,而真正的外译高潮则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典籍翻译汉译英状况日益兴盛,几成潮流,译本之多、质量之高、翻译形式之多样化都达到空前高度。”[4]
  根据《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49-2009)》统计,1949-1979这30年间中国共用44种外文翻译出版了总计9356 种中文图书,其中排名前两位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类3045 种、中国政治、法律和文献类2709种,两类图书占同期整个中译外图书的近62%。[5] 伴随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业的繁荣,国内汉语典籍外译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1951年创办的英文版期刊《中国文学》杂志是当时向海外译介中国文学的最主要渠道。虽然该杂志以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为主,但也以选译的方式刊载了《诗经》、《本草纲目》、《西游记》等汉语典籍译文。更为可喜的是,以外文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等为代表的出版商陆续出版了《离骚》、《水浒传》、《红楼梦》等全译本典籍外译作品,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有意识、有规模地向国外推介汉语典籍。当然,与其他类型作品外译相比,改革开放前汉语典籍外译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汉语典籍类译作占同期整个中译外图书的比例也非常低,远远不足1%。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当时作为赞助人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关。根据勒菲弗尔操控理论,作为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赞助人会利用他们的话语权直接干涉翻译的过程。1979年以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在翻译出版中拥有绝对话语权,扮演着重要的赞助人角色。新中国成了初期,“古为今用”是处理古代文化遗产的基本方针,毛主席也不止一次提到要注重继承和借鉴古代文化遗产,因此建国后一段时间内官方比较重视在对外宣传中传播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不过,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结束,国内在对待古代文化遗产问题上出现了明显变化,同时“整个翻译过程常常是在政治权力机构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下进行的,表现为一种高度规范化、组织化的整齐划一的政治行为;从翻译作品的内容来看,对作品的选择严格按当时的政治需要”。[6] 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汉语典籍不能体现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根本不可能被官方列入对外推介重点书目之中,甚至还出现了长时间停滞不前的情形。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对外交流愈发频繁,汉语典籍外译也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高峰期。根据《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49-2009)》统计,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翻译出版的图书总计9763 种,从总量上看与改革开放前30 年大体相当,不过图书的种类、内容发生了显著变化,政治法律类与之前大体持平为2079种,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类译著却大幅下降,仅为48 种,历史地理类、科教文体类、中国文学类和哲学宗教类译著则显著增加,分别为2426 种、1347种、993 种和181 种,[5] 占同期整个中译外图书50%以上。历史地理类、中国文学类、哲学类作品中不乏汉语典籍,因此,汉语典籍外译作品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种类上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约占同期中译外图书总量的3%左右。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熊猫丛书”是将《中国文学》杂志上译载过、但还未单独发行的译作结集出版,后来又增加了新译的作品。丛书主要用英、法两种文字,也出版了少量德文、日文译作。从1981年到2000年,“熊猫丛书”共翻译出版了195部作品,其中不乏《诗经全译本》、《汉魏六朝诗文选》、《唐代传奇选》、《明清诗文选》、《三部古典小说选》等汉语典籍译作,另外还出版了陶渊明、王维、蒲松龄、刘鹗等作家的作品译文专集。令人遗憾的是,这套丛书“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除个别译本获得英美读者的欢迎外,大部分译本并未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响”。[7]《大中华文库》工程是有史以来我国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汉语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一期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计划从我国先秦至近代经典著作中选出100种,涵盖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先由专家将古文译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译成英文。二期于2007年正式启动,增加了日、法、德、俄、西、阿、韩7个语种对照版本。截至2013年,《大中华文库》已出版汉英对照版100余种,多语种对照版50余种。《大中华文库》出版工作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2006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向耶鲁大学赠送的图书中就有《大中华文库》中的《论语》、《礼记》;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曾两次写信对《大中华文库》学术顾问和工作人员进行慰勉问候。不过,同“熊猫丛书”一样,《大中华文库》丛书对外传播效果也不够理想,“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购买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似尚未真正‘传出去’。”[7]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Translates/20160802/62550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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