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多维世界的论文

尊敬的丁晓原书记,尊敬的林建法教授、各位老师和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刚才丁书记介绍了我几个方面,他对我是鼓励有加,实际上我自己明白我的位置。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当时希望是很低的,低到什么程度呢,我当时就想着能考上一个蓬莱师范就可以了,考到蓬莱师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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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丁晓原书记,尊敬的林建法教授、各位老师和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刚才丁书记介绍了我几个方面,他对我是鼓励有加,实际上我自己明白我的位置。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当时希望是很低的,低到什么程度呢,我当时就想着能考上一个蓬莱师范就可以了,考到蓬莱师范就可以离开小山村,而后当一个小学老师。但是令人感到耻辱的是连蓬莱师范也没考上,在反复的复读与复习中,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的坎坷,在这中间不光是经历本身,更重要的是心理的、精神的这种压力。后来我就想,可能人生就是一个磨刀石,它让你的刀慢慢磨,磨的快一点,后来慢慢体会到磨砺的重要性。直到今天也是这样,我自己知道我很多很多方面也是不行的,因为智力平平、智商也不高,对很多问题思考不透,所有的可能就是一颗淳朴的心和那对普通人的理解和关爱,所以在这中间我获益良多。在做编辑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目标也不高,目标就是脚踏实地,慢慢地每天都有一点儿进步,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里我很高兴,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怀着一颗感恩之心,这感恩的心不是现在的流行语,而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因为从我能考上大学开始,到后面一点一点儿读到博士学位,这个是始料未及的,尤其是在这一过程里,很多老师、同学和朋友都对我施以援手,所以使我在艰难的时候、在十字路口都有方向,有了信念,有了信心。所以自己一直在成长中,而成长的过程一直有温暖的光芒照耀着,这就是来自天地之间、来自很多老师和朋友、同学的关爱。所以我现在最好的感受就是:自己心气很平,一平如水,对世界抱着一种快乐,以高高兴兴的心情去对待,那么,在这些方面就使我没有很多人的焦虑,也没有很多人的不满,更没有很多人的无限欲望。我像一只燕子一样,不追求很高、很高的地方,我就在一个个枝头跳跃,而后享受阳光和雨露,享受大地的气息。因此刚才丁书记的介绍,我觉得非常高兴,也感谢他能够给我这样多鼓励。

  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多维世界。”这个题目是很大的,如果从理论上讲可能是个很难讲的大问题。但是,我要“进房间”,我不可能坐着飞机下来,那么,我一定要找一把钥匙从门户里进来。所以,今天我不可能把视野放得那么大,我只是站在散文角度,以散文为例,因为我做研究对散文了解一点儿。今天,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中间,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不过,今天我讲得更多的可能是当前我们存在的问题和所处的困境,我们怎么样去超越和突破的问题。所以,我主要从四个方面讲这个问题。

  我讲“文的世界”,就是文章本身,这是一个维度。

  我们文学创作和研究都离不开文本,这个“文”怎么理解呢?有不同的说法,文本、文学、文化可以作多种解释,但是“文”是一个维度。今天的文学创作,好多人是从“文”的角度切入,有的人觉得外界的世界并不重要,那么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不是外的世界的背景,也不是作家的内心,最重要的是作品本身,所以文本的写作,尤其在散文创作上成为一种时尚。好多作品是进行了文本的探索,有时候把文本进行解构;还有的文本是越走越偏,越写越细,它有它的价值。我认为,从文本的角度进行文学创作和研究最大的优势和作用就是细写和细读作品。一个作品非常细致的展开和研究,这是改变以往我们比较看重外界的环境和作家本身的一个突破。比如说,有的散文的文本看不到外界的内容,它进行一个封闭性、自足性的描写;还有的在它里面没有多少“我”在中间。比如写游记,它更多的是以客观的眼光介绍风景,在这个介绍里面不仅外界世界的理解没有多少,作家本身的“我”的视点和情感也不多,这样的一种写作长处在于客观,但是它的问题也是存在的,就是说它是封闭的,和外在的世界关系不紧密,有时候甚至是绝缘的。研究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一些学者研究文学,他相信的是后现代的理念、形式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它的优点在于把钟表拆开,不断地拆开、打开,像外壳手术专家一样不断地研究问题。这样,他们的研究非常的冷静,科学而独立,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这一点我们应给予特别的肯定,尤其是细读作品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鲁迅先生曾讲过:中国文化这本大书,我翻开看,在书页、字缝中写着两个字“吃人”。鲁迅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实际上也是用“细读法”,在字缝里面看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文本的书写和文本的研究。今天好多人的细读作品很有意义,比如说陈思和讲:后来发现,很多文学创作和研究是用军事语言、军事思维来书写的。比如,“阵地”、“突破”、“前沿”这些都是军事术语。那么,用军事术语进行创作,他觉得包涵着一种文化理念,因此他的研究就有突破、就有意义。而今天我们的文学研究面对的是这么一个突破,使得我们的文学研究有价值。但是,我们当下的文本研究有它最大的问题和困境,我想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是把文学当成科学来研究这一弊端。文学作为一个文类,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可不可以呢,是可以的,它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内容。但是,文学和科学毕竟不同,文学里面包涵的人生的况味、变数、情感,科学里面能不能体会到呢,可能很难。所以说,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的时候,可能要避免一种错觉,尤其要避免在这一过程中的背离。我举一个例子,如果让你研究文学,给你一把尺子,直尺可以量出一个尺寸来,但是,不能量出一个圆的物体的长短。有人马上找到一个科学的工具,说用软尺可不可以呢?是可以的。但是,他接着说,你用直尺或软尺来量量一个人的“重量”,这样的话,科学恐怕就没有办法了。那么,我说,让你用秤去称一下一个人的“高度”,有办法吗,也没有办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用科学的方法,很多人都在做这些工作,即用一个概念、一个模式去比量一个文学对象,用一杆秤去衡定一下文学的尺寸,用尺寸来丈量文学的重量,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在今天用科学研究文学最大的弊端,就是它们不对等,它们缺乏很多前提,有很多局限,这样就导致我们的文学研究是生硬的、冷漠的,是客观中没有人情味的,我们很多文学研究都是走的这个路线。

  第二个局限性是把文学当成文化研究。从前有一段时间,我们提倡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这主要针对的是作家和学者之间的分离。作家没有学问,你怎么创作呢?学者不懂创作,你怎么从事研究呢?所以,曾一度有这样的观点被提出来:学者与作家两者之间应该融合。所以,这样一个方向就导致了文学研究中文化含量的增加,文学创作里面文化维度的加强,它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导致后来“文化大散文”出现的一个原因。甚至于出现另一种情况: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如果这里面没有知识含量,没有丰富的文化内容,没有学问,这就不是高明的创作。所以,曾一度好多人以文学创作中“文化”的含量和纬度作为创作的追求,这也就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内涵的认识问题,这是他们有价值的一个方面。但问题是,如果把文学当成文化的创作,当成是文化的研究,问题就出现了。这一问题是:导致文化观念的失误和偏差,有时候就容易陷入各种陷阱。有的作家写西方的科学家、哲学家、军事学家,于是他们写出很多这方面的散文,像王英琦近些年的散文创作。这些作品的长处在于:用散文的笔法非常朴素地写了科学家和哲学家及其他们的思想,这种文章比科学论文简单、简化、形象化,更容易让人接受。但它们的问题就是:缺乏科学的依据,这也就导致了它们容易出现硬伤。我们看他们的作品硬伤就非常多。另外一个就是古今文化之间的关系。我在此举一个例子,想必大家都知道余秋雨吧。他在散文中写到“致仕”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原本是“退休”的意思,可是,他在文章中却将之说成是“升官”,因为没有人字旁的“致士”,是带有升官的意思的。这就是古今文化的差别。对此,一般的散文家和读者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如果是历史学的专家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么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再有一个例子,就是余秋雨写过一篇《笔墨祭》,说中国的书法文化太柔弱了,远远跟不上我们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一点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残缺和不足,所以,在现代的文化中我们应该直接把毛笔文化否定了。一般意义上讲,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这是用现代性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但是,如果站在另一角度来看,它还是有不足的。存在的问题如下:其一,用西方的理念来看中国的文化到底合不合适。其二,因为不了解中国文化精髓而出现的误读情况。下面我简单来谈谈以上两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不同的:中国文化讲究的是慢,西方文化讲究的是快。在这样一个文化竞争的世界里面,毛笔文化显然有它的不适应性,另一方面,又是毛笔文化的“柔弱”和“快”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电光石火是草书;行书是八面来风,是快捷如铁马;楷书是状元考卷,其中有慢中之“快”。但是,我们不能把中国传统的毛笔文化同今天的楷书之“慢”相比。在中国的毛笔文化中,简单地说“慢”是不能成立的,称中国的毛笔文化“太柔弱了”也是表面化了解。中国的毛笔文化在外在形式上是柔弱的,但实际上是很有力的,叫力透纸背。书法上用的词叫“锥画沙”,有“用锥子在沙上划”一样的力道。中国的书法叫“书正”,一个人的书法要正,首先是五指,五指执笔的基本功是“正”。接着呢,它讲的是人正、心正。还有一个,我们写书法时,很多人觉得不就是在纸上写嘛,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书法在最后要写得好,有几个环节:

  一个是执笔时“指”上的功力,另一个是五指要靠腕力,这个腕力是通过“肘”的力量,肘上最后的力量是通过“腰”的力量。所以,真正的书法创作过程是整个身心的投入,通过“腰”最后一点点地传达到指尖和柔软的笔尖上,这样才能做到精气饱满。因此,在中国柔弱的毛笔文化中,它是通过柔弱的毛笔尖来表达力量。这一力量是非常微妙也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毛笔里表达的力量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我们再看王羲之和王献之的毛笔书写。王献之每次写完毛笔字都会给他的爸爸和妈妈看。有一次,他拿给他的爸爸看,他爸爸给他加了“一点”。后来,他又拿给妈妈看,他妈妈说,除了那“一点”,其余的都不好,这说明了“功力”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毛笔可以表达独特的个性与思想。当西方文化一直强调它的力量时,为什么不想想,中国柔弱的毛笔文化所带来的强大的内在力量呢?所以,如果从这一角度看余秋雨的散文,应该是这样的: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毛笔文化有它的不足,可以从西方现代性的方面来解读它;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中没有中国文化尤其是毛笔文化里面所具有的价值内涵,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毛笔文化正可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与偏向,这里有一个更高的人类命运关怀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将文学当文化进行研究,即使要研究,也要注意文化选择的误区和陷阱。

  第三个问题就是将“历史”当成是文学来书写。在好多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中,“历史”都被融入文学中,这里边有很多佳作,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我这里谈的是历史散文写作的误区。李国文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严嵩到海瑞》,他形容海瑞是缺乏幽默感的人,所以他冒死上书。换作聪明的中国人,每天早晨起来,看一篇报纸,“他怎么还活着,他怎么还不成为大行皇帝”,如此轻描淡写,才不会傻傻地买口棺材去进行死诫呢。在李国文看来:其实,清官的出现,除了清史留名之外,屁事不顶。中国的皇帝,在成为阶下囚之前,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在李国文笔下的海瑞,其价值在于:他用西方的理念来解构海瑞,他看到了海瑞身上的弱点。但是,李国文的问题是把海瑞丑化和妖魔化了。海瑞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骨气,被他简单解构了。这样以后,作家就把中国的历史磨平了。另外,李国文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司马迁之死》。他说:司马迁书读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能够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却被断然的拒绝了呢?难道还不足以总结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这就不妨打油诗一首了:“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为那张按不住的嘴付出了,×× 被割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

  其实,子承父业、继任太史令的他,在国史馆里,早九晚五当上班族,何等的惬意。翻那甲骨,读那竹简,渴了有女秘书给他沏茶,饿了有勤务兵给他打饭。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下至陈氏吴广、楚汉相争。那堆积如山的古籍,足够他白首穷经、精研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亲非故,趋舍异路,不相往还,更不曾衔杯酒、解殷勤之余欢,有过私下的交易,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么?但是知识分子的毛病就在于,总是高看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有一种表演的欲望。以上,李国文这段话是有价值的,他用现代性来解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司马迁。但是,可能他的问题也在此:司马迁这个知识分子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何等的位置?他的骨气和对世界人生的认识,包括对“成王败寇”这样一种理念的纠偏。还有,他这种在耻辱之下能写出这么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就不能这么简单地被解构掉。还要有对于司马迁这个纬度的肯定。所以,在李国文非常惬意地解构司马迁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自己也被解构了。也就是说,更多的人从世俗角度去理解司马迁,而司马迁这个高大形象则被他压低了,更不要说用“同情的理解”来看待司马迁。所以,李国文是西方观念之下的一个写作。而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学者对此的研究是肯定的,很少有批评的,很少有从这个角度来谈李国文散文的不足的。所以,这样一种历史文化散文写作,我觉得要认真对待,尤其是在对于历史散文的书写中,作家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因为历史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如果对历史没有研究,那么硬伤会很多,观念也会产生偏向,这就会影响作家将来的散文创作。研究也是这样,如果只是站在西方的理念和角度来看,那么,就看不到他的局限,尤其是不能够站在一个更广大的视野,来看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在“文”的世界里,文学创作有一种倾向性,就是越来越不注重文学性,越来越强调泛化,越来越注重对文学外在世界的一些机械性的描写。在研究中,更多的是借助于一些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作品,往往容易走偏。有时我想:我们对新潮小说的研究,我们好多人是站在西方的一些理论上来看这些作品的,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意义和创新性的。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把西方的维度拿掉,那就非常可怕了,因为我们的新潮小说很多是简单地模仿西方的理念的。如果是西方的读者来读中国的新潮小说,他们会和我们有不一样的感受。有这么一个故事:我们中国的学者到西方去作讲座,让他讲西方的康德,是没有多少人去听的,因为你再讲也讲不过西方康德的研究者,甚至会有很多的硬伤的。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呢?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比如说你去讲《周易》,很多人可能感兴趣。这里面有一个关系就是换位思考。我们如果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新潮小说,可能和我们以往的认识是不同的。如果把西方的理念从中拿掉,那么,其中又没有多少中国的元素,那是很可怕的。后来我在想,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在小说里面慢慢地淡化了。

  那么,在什么地方有所保存呢?可能是在散文里面。我们以往是以西方变革的角度来否定散文,所以,八十年代曾一度有过这么一个倾向性和现象:很多研究者提出,中国的散文已经落伍了,远远跟不上时代尤其是西方变革的步伐,因为没有多少变化,于是它已经进入了文学的黄昏。要变新散文,否则它就快要灭亡了。所以,有的作者竟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我们的散文要求新,可不可以这样写呢?不讲诗歌、小说、戏剧的差别,而把它们放到一起,把它变成一个大杂烩;可不可以又跳高,又跳低,像舞蹈一样来写散文;可不可以用非理性来写散文;可不可以把今天的语言格式打破,不讲逻辑地写开去。比如说,写散文的时候,不要用逻辑,而进行这样的表达:“今天这个时间简直是不是一个杯子。这个杯子简直就是听不见声音的糊涂。”可不可以这么写呢?打破语言的逻辑。她还说:可不可以不用标点符号,就是一个长句子一直写下去,从而变成一个没有标点符号的长句子。所以,当时,面对文学变革与创新,散文研究界有一种恐慌,觉得跟不上别的文体,于是,否定了这一散文文体的成就。所以,一时间各自变相的文体就出来了。

  那么,我就提出一个命题:散文这么一种文体,它的创新到底是不是绝对的?我们今天说小说需要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意义。在此,我们姑且认为这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散文,这个观念成不成立呢?如果说散文不创新就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代表作来加以说明:朱自清、俞平伯写过一个同名作叫《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两人一同游的秦淮河,并且合计好,一起来写这个作品,用的名字也一样。他们写出的作品我反复读过,最后读得我都不知道是谁写的,这两个作品里趣味也是一样的。站在创新角度看,这两个作品可以说具有复制性。用小说里“创新”的理念来看,两者事实上是没有创新的。但是,为什么这两个作品到今天感觉还很好,怎么读怎么有味儿。后来,我就思考:很可能是,散文这个文体是不一定要创新的。不创新只要写得好就可以。中国古人往往不讲创新而讲继承。孔子也讲“述而不作”,我们很多东西不一定非要去创新。不少研究者会发现,好多的所谓创新只是借用了一下别人的观点,换了一个角度说说而已。事实上,哪有那么多的创新呢?所以,中国人讲的更多的是“述而不作”,是继承的问题。钱穆也讲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这个继承有时候是一个底座,它非常的巨大。如果只讲创新,没有继承的深厚根基,那么到后来,可能就没有什么了。创新不是“创”出来的,而是在继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生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有这么一种观念:我们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除了讲创新这个方向之外,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哪些作品的底座结实,而后能够传达得好,能够继承得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研究问题可能就变得完整了,就不只是一个“创新的限度”。如果这样看,我后来就得出一个也不一定正确的结论,那就是:如果将来有人来研究中国文化基因的传承问题,在现当代小说这种文体里恐怕是很难找到的。就像今天,我们看中国文化一样,可怕在什么地方呢?它有几个可怕之处:

  第一是家庭计划生育,由中国传统的多子多孙,变成了独生子女,书香门第就没有了,所谓的文化传承就断裂了。几代人的文化藏书及其血脉到后来就没有办法继承了。还有,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困局是,爸爸做的事情,儿子不一定甚至不愿意去做。这是一个可怕的文化断裂。

  第二个是乡村文化精英的流失。乡村里面已没有文化精英了,乡土在将来会慢慢地都市化。最后,没有乡土作为根基,中国这个农业文明古国就不会有底气,将来的中国文化只能建立在沙漠的都市上。这是一个可怕的断根。

  第三是葬仪制度所带来的文化的断流。今天我们的学术研究之所以有意义有根基,就在于常有考古发现,通过地下考古资料,来认证我们的一些观点,并作为我们研究的根据,这是一个最好的研究方法。但是,今天没有葬仪制度了,就是实行火化,以后的地下就不可能有考古了。将来百年、千年、万年之后,后人重新看我们这代及其之后的人,地下已没有文物了。

  那么,他们的研究靠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文化传承至为可怕的地方。如果作为文本、作为文学传承,我觉得可能是文化断层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忧思的一个问题。我们再讲向西方学习的所谓“创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学到西方文化的精华,还是其实已误读了人家的东西?这个姑且不论。但是,最可怕的是我们留不下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基因, 那么后人研究的时候可能就得断代,所以我们得思考这个问题:在新时期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我们既要讲创新这个维度(这很重要,不能忽略);但是,又要思考,我们在多大意义上汲取了西方的精华,多大意义上是误读了西方的文化和文学,同时我们又丢掉了哪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这是需要我们快一点思考和弥补上去的遗失。其中,可能有个重要的根源,就是作为缺乏创新被否定的散文的文本,它本身还含着这种基因,即更多地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这是我的一个认识和看法,也可能不一定正确,但会改变长期以来对于散文的认识观念,以及我们整个的文学观和文化观。所以说,在这个文学的世界里,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是不是可以换位思考,这是第一个问题,即“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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