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完成，首先得归功于我的导师，承蒙先生不嫌弃这个愚钝的学生，一路悉心栽培、倾囊相授。我虽然不够做学术的天赋，但我有一个总是给我最好指引的导师，这是两年来我始终感到无比庆幸的一件事。本科时期，我跟随海南大学童伟华老师研习刑法，六年中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都受到他诸多照拂，去年更是赠予我大量日文资料助我完成论文;武良军学长不厌其烦地帮我整理思路，提出修改意见;杨海强师兄承担了本应共同翻译书稿的绝大部分工作量;远在德国的梁奉壮师兄帮助查找和翻译德文资料;与同门杨堃、李玲的每一次探讨都能获益良多;枯燥的写作过程中候慧学姐、袁宫玉同学和同门好友们给予的鼓励;和“考博四人组”共度的午餐时光，诸如种种，一直都铭记在心底。对于我这样缺乏智慧的人来说，总是要花费翻山越岭的力气才能到达一个近在咫尺的地方，谢谢你们这一程不离不弃的陪伴与支持。

　　刑法学是一门体系成熟的学科，入门既易，遂愿便难。两年的硕士求学生涯即将结束，即使日后渐行渐远，也感谢今天我有靠近的机会。总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要读书，又都学了些什么，宋人文天祥有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我想用这句话用来回答和结尾最恰当不过。

　　最后，也感谢自己，在最好的时光里用心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终究没有辜负这大好的年华。

　　最好的硕士论文致谢16

　　硕士论文三易其稿，自去年初秋始已经半年之久，终于在今天得以停笔，当然，关于本文主题所涉及的刑法中结果归责之研究，仍将成为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甚至以后的科研生涯中持续关注的话题。坦率而不倦的对话，是让学术幼苗欣欣向荣的春风煦日，作为一个在老师们看来具备学术潜质的“小小幼苗”，我对于中外刑法学所涉的各种话题乐此不疲，更是出于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对于刑法学中的艰深话题、妄图凭着那浅薄的学识也发表一番自己的见解、甚至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其说，这篇将近四万字的硕士论文又是自己一次大胆的学术尝试，不如说它是对自己三年来养成不断质疑和反思习惯的集中体现。曾记得，当客观归责理论初入眼帘、让我为之费解、又为之着迷之时，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刑法理论的独特魅力，它并非是悬在理想世界的“空中楼阁”，而毋宁是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的思想结晶。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穿梭与思考，让我在硕士的三年里逐渐成熟起来，这一过程显得漫长而艰辛，时而枯燥、时而兴奋，那无数个奋笔疾书的夜晚成为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而那一次次参与中外刑法研讨会的经历，也让我置身其中、愈发地体味到作为刑法研究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虽然刑法学大多关注到社会极为阴暗的一面，但它触及到人性的深处，拷问着人们的良知，围绕着“人”与“社会”不断地做出关于正义与善恶的思考——我深以为这样的思考对于成为一个拥有健全品格的人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感谢自己选择了刑法专业，一如既往地由衷热爱着这门学科，锲而不舍地探索者其中的奥秘与神奇。

　　能够心无旁骛的待在这象牙塔里，说到底还是依赖父母多年来无私的养育和支持。儿时父亲的.严厉与苛刻，早已化作长大后的一番毅力、让我能够忍受孤独和寂寞、无视喧闹与繁华，母亲的温润与慈爱使她成为我的知心友人，可以敞开心扉、无话不谈。一通通长途电话，是父母的嘘寒问暖，是不断叮嘱我锻炼身体、劳逸结合，时常鼓励我相信自己、放手一搏。如今，在京求学已近七年之久，先谨以这份答卷献给父母，让他们对于一个涉世不深却乐观开朗的儿子感到一份欣慰和放心。

　　在这三年里，导师张凌教授无疑对于我的学术生涯最为关心。在研一时我曾向他表达了想要出国学习的愿望，他肯定我的想法后立即与母校日本早稻田大学取得了联系，并询问我是否愿意师从石川正兴教授研究刑事政策学，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一方案实可成行，却因为我的日语未过一级而中途搁浅。后来我成功申请了留学瑞典的国家公派项目，他在一次餐会上亲自为我送别、祝我在国外学有所成。老师作为刑法学的前辈人物，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宽广的学术视野、丰富的社会阅历每每让我耳濡目染，受益匪浅，而对于我个人的学术发展，他总是告诫我时刻不忘打好外语基础，只有一流的外语水平才可能真正地助力学术道路上的发展;对于我撰写学术论文的不拘一格，他并不以老一辈的视角提出批评，而更多的是鼓励与认可。能入“张门”是人生之幸事，老师的平易近人、笑口常开让这个小家庭其乐融融，也影响着每一个同门学生的性格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