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问题上，亦即在对史学本身作出理论思考方面，那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总是走得更远。北宋吴缜撰有《新唐书纠谬》一书，对欧阳修主修的官方史书《新唐书》进行了全面纠错，共列出错误二十类，四百四十九条。进而，吴缜提出了他心目中的“信史”标准：“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而对于如何撰写一部信史，吴缜提出：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名，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

　　吴缜对《新唐书》的纠错虽然走的是考据学的路数，但他提出的撰写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所必备的三个条件却涉及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在这三个必备的条件中，事实对应的是客观性或真实性，褒贬对应的是价值判断，文采对应的是修辞。其中，客观性或真实性是撰史的根本，价值判断是目的，修辞是手段。在吴缜看来，一部好的历史著作首先要做到客观真实，其次要对过去的人和事作出应有的评判，这两点其实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致用”两大优良传统的沿承。而将文采或修辞列为优秀历史著作的标准，在以往并不常见，应当是吴缜的一种创见。

　　吴缜认为，文采或修辞的使用不仅构成了一部好的'史书的内在特质，也有益于一部好的史书的最终完成和传世。一部理想的史书，必然有助于读者加深对过去的理解并感受所载之事的真实性。这样，修辞与真实之间便有了某种联系，也就是说，借助修辞，历史有了一种真实之美。但是在大多数史学家看来，修辞与历史事实总是对立的，过度的文饰往往会削弱了历史的真实性。吴缜没有进一步阐述修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提出“修辞所建构的历史事实”这一具有“后现代”意味的论断，但吴缜的这段文字却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在西方，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家试图建立修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联系。卡洛·金斯伯格就认为，证据——被认为是通向历史真实性的关键——其实是修辞的内在组成部分，只不过这一曾经明显的事实被人遗忘了。海登·怀特则宣称，比喻性的描述与拘泥于字义的论断一样，能够指涉真实的和可能的事件、结构和过程，只是它们的指涉模式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因此，怀特呼吁，历史学应保持一种诗性的理解模式，与其研究对象保持一种隐喻上的密切关系。当然，在诗性的洞见转变成理性的知识内容时，历史学家必须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如同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家一样，中国古代史学家尤其是那些以私人身份修史的史学家，都强调了史学家在历史书写中的主体性和主观意识。这种论点在清代章学诚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即“六经皆史”和“史德”。“六经皆史”把过去视为普遍真理的六部经书下降到史书的地位，从阐释学的角度看，这一观点一方面打破了对经典解释的单义性原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历史解释的多义性和多元性。这无疑大大提升了史学家的主观性在历史编纂中的地位。这种对史学家主观性的强调在“史德”这一概念中得到进一步阐释。在章学诚看来，“史德”要高于刘知幾所谓的“史才”、“史学”和“史识”，而“史德”被归结为一种抽象的、史学家应有的“心术”。心术有高下正邪之分，若达到一种理想的心术则需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在这里，“天”可以被理解为史学家的天性或本性，“人”可以被理解为个人不能控制的非理性和褊狭等特点。

　　章学诚将“史德”或史学家的“心术”视为撰写一部好的历史著作的关键，并不是要排除史学家的客观性原则，他其实是要借助史学家的主观性来表达对乾嘉考据学机械的客观主义的不满，这种死气沉沉的客观主义限制了史学家对过去的独到理解。同时，章学诚也向我们展示了史学家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竞争关系：在创造一个更高层次的知识场域中，史学家的与日常体验保持紧密联系的感性精神而不是其僵硬的客观精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史学家的主观性是要受到约束的，它通过摒弃坏的心术和发扬好的心术得以完成，而如何做到这一点就成为一个史学家个人的道德问题。与之极为相似的是，在西方阐释学那里，历史客观性问题也转化为史学家的主观性问题和道德问题。正如保罗·利科所指出：“现在，客观性标志着历史学家的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之间的差别。客观性的定义过去是‘逻辑上的’，现在则变成了‘伦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