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方言区的观众，对于普通话文本的影视剧作，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方言文本通过视听符号的变化让观众产生新鲜、刺激、惊奇的另类快感。根据“陌生化”理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语言的陌生化是其中一种，通过语言的扭曲和变形，也可以增加审美快感。所以方言文本对其他方言区的观众产生陌生化效果，这也是方言文本产生全国影响的重要原因。

四、小结

　　影视方言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它反映着一个地域的文化，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同时它是联系观众的社会纽带。

　　使用方言进行传播的文学形式古已有之，并且历代的文学样式中都有以方言形式而存在的，这些文学样式和内容对后世也影响至深。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最重要的部分“国风”，多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却成为我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先河;以屈原为首创作的《楚辞》，具有浓烈的楚国地方色彩，屈原却成为我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鼻祖。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如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老舍的戏剧《茶馆》、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等，都大量采用方言、土话、俚语等，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和非文学青年。也正是这些以方言形式的文学的存在，为后世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浅谈影视作品中的方言现象(第2页) 篇2

　　扶贫题材剧《山海情》制作了方言原声版和普通话配音版两个版本，从收视反馈来看，方言原声版凭借独特的感染力，收获了更多好评。尽管该剧已在各大卫视频道收官，但观众对方言对白的讨论仍然余热未熄。在过去一年里，随着包括国庆档冠军影片《我和我的家乡》、战争题材电影《八佰》《金刚川》等电影的上映，方言与影视作品的融合有了更为纵深的探索。

　　语言作为电影艺术表达的重要范畴，成为主题表达、人物形象塑造、影片艺术审美构建的重要载体。以方言为切入点，探讨影视艺术语汇体系的流变及其发生机制与文化成因，或可为影视跨学科研究、影视对白领域生成与发展研究等提供新的思维与路径。

方言影视作品在主流文化叙事下的突围

　　长期以来，普通话以中心话语的形式进入影视领域，在长久实践中构建相对稳定的话语范式，形成了以国家意识为外部因素、民族文化沟通为内部因素的格局，二者相互调和生成的动态语言系统，为全国范围内语言体制化的建构提供了方向和标准。

　　在讨论方言影视剧的突围之前，需要看到普通话和方言的间离与融合。就语言的发展来看，明显的特征是普通话不断吸收方言词汇，很多方言被纳入修改版《现代汉语词典》，某些方言的表达在传播中被大众熟知并认可，以普通话的用法固定下来，学者邵敬敏曾用“普用方言词”的概念来描述此类词汇。笔者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影视剧以可视化公共传媒的方式参与传播环节并起到重要作用。这种转化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两者在语用与语法上的共性，也为方言在影视中的合理使用提供理论支撑。

　　在界定之初，普通话与方言就拥有对立身份，并在随之而来的文学现代化潮流中强化了这种认知。现代汉语交际语言中经典文本的合法席位长期由普通话占据，导致了方言文化的失语。于是，电影界使用普通话作为话语范本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普通话成为主流影视语言，而方言被逐渐忽视和边缘化。

　　受地域偏见和语言歧视的影响，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发展陷入困境。在与主流文化叙事的突围中，方言包括其承载的地域文化将目光投向了视听媒体领域，以声音的方式构建传播符号，进入可视化公共传媒，寻求话语构建方式，并通过方言审美的塑造推动语言认可和认同的进程，实现对主流文化的改写与突围。

本土化叙事话语与自我身份的构建

　　八十年代以后，影视艺术领域看到了以本土化叙事语言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可能性，开始主动尝试选择方言。以张艺谋、贾樟柯等为代表的导演群体大胆探索方言的使用，将其引入影片体式，并以此构建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一方面，方言以边缘话语的身份寻求突破口，视听媒体则以声音的形式提供传播符号与新型话语构建方式，由此，方言通过自身审美与文化构建进入可视化公共领域，推广本土化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在现实主义题材与底层叙事中，小人物经常以方言出境，这在电影叙事与语用效果上大大增强了观众的认同感，带有地域色彩的方言也更富表现力，进而推动构建电影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