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该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一是仅以技术属性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分类，只能说明产品本身的技术含量，这对“硬产品”的投资建设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对诸如社区服务、技术信息等“软产品”而言，其实际意义很难评判。二是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农村的自然差异很大，对公共产品的需要纷繁复杂，而且，各地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差距很大，在任何单一标准下对公共产品进行分类并设计供给模式，都是不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三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大量的公共产品可通过市场的力量来生产和提供，程陈理论没有提到任何市场方面的因素，这显然不符合农村的实际，也不符合合作治理的基本要求。

有鉴于此，我们可将产品的技术属性和地域特征结合起来，对农村公共产品做进一步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各自的供给主体。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全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国防、安全体系、义务教育、人畜饮水、农村电网、交通通信、金融体系等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文化场所、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医疗保健等由省级政府来提供。

　　2.全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如农业气象、农业先进技术研发等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技术密集型产品，如病虫害预防、新品种实验和推广、农业技术培训等由地方政府(省、县、乡级)来提供，也可由社会组织(第三部门)来提供。配合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原本由财政负担的乡镇政府机构中诸如农技、畜牧、农机、经管等专业机构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完全可改由第三部门通过专业技术协会、行业协会等组织来提供。

　　3.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村民之间的生产互助、精神互助、社会互助、资金互助以及社区民主和社区自治等活动主要由社区组织和村民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