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模式较之其他模式，至少有以下三个优点：

　　一是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还没有哪个机构拥有充足的资源和知识来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在解决公共事务时，这些相互依存的行动者需要通过交换资源、共享知识、谈判目标等有效的集体行动来实现。正如格里?斯托克所说的“治理指公私机构和资源社团的`相互依存。”丨7丨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存体现在制度、组织、物质、信息、人力资源和时空环境等多个方面。

　　二是合作互惠的行动策略。在合作治理中，由于反复博弈行动者之间会建立一种长远的互动关系。通过各种合作形式，将行动者限定在利害相关的网络中，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彼此间持续的学习，积累经验，改进过去的行为模式，进而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在合作中也学会了约束自己的不合理要求，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长期合作行动，以实现共同利益。在这个合作网络中，共同行动者由于利害相关，信息共享，所以更有动机和条件采取进一步的合作行动，创造“多赢”博弈的机会。

　　三是共同学习的政策过程。合作治理必须通过一定的政策来实现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但是，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不同，合作治理中的政策是共同行动者共同学习的产物，即由参与特定政策领域的相互依存的公共、准公共和个人行动者所组成的政策网络。在政策网络中，各治理主体通过对话和协商，在各种集体选择的论坛中交流信息、谈判目标、共享资源、减少分歧、努力增进合意，在改善互动关系的同时达成各方都可接受的政策方案。

　　在我国广大农村，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社会对公共服务的多样性和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单凭农民和基层政府已难以满足社会的客观需要，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应走合作治理之路。

三、按农村公共产品的不同属性来界定供给主体并明确其管理职能

　　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必须走合作治理的道路，但是，合作关系如何建立，合作网络如何编织，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明确各行动主体的职能，即对政府泡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农户进行角色定位。公共事业管理的根本目标是有效实现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能否有效实现，则取决于合作网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质量以及分配方式。据此，按照公共产品的不同分类来进行角色定位，是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实施创新的一种可行的办法。

　　对公共产品进行分类，目的是为了探寻公共产品生产和消费的最佳方式，以最大化地满足社会需求，因而，该问题的研究历来都很受人们的重视。最经典的分法是按照公共产品的两大特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否完备，将公共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并由此得出结论：纯公共产品由各级政府生产和提供，准公共产品则由市场和政府分工生产和提供。由于公共产品复杂多样，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之间的界限本身就很难明晰，加之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日益发达，参与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的主体早已不是政府一枝独秀的局面，所以，我们再不能简单而武断地沿袭这种观点。

　　可能是对正统经济学关于公共产品分类的过分敬畏，人们一直很少再去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尽管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急需更加明确的产品分类来指导各行动主体的投资行为。近期，我国学者程又中和陈伟东在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财政分配模式和公共产品分类模式结合起来，按照产品的技术属性，把公共产品细分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农村供水、供电、道路、通信、文化场地、养老设施等基础设施、基础教育、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等)、技术密集型产品预防病虫害、新品种实验和推广、农业技术培训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三种(村民之间的生产互助、精神互助、社会互助、资金互助以及社区民主和社区自治等活动)并指出：中央政府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供给主体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应该成为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供给主体社区组织和村民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供给主体。

　　笔者认为，程陈二人的研究对于指导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推动农村公共管理事业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它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新时期我国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指明了方向。如文化场地、养老保险、金融体系、医疗保健、技术信息、技术培训、技术推广、社区民主、社区自治等都是当前及未来农村发展中最急需、但又是最稀缺的部分。其次，它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个体化突出，政府严重缺位这一实质性问题，为我们引入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等力量广泛参与的公共事业合作治理模式提供了重要依据。最后，它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体现了各主体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相互优势，即“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技术的出技术”能够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