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朝史家从来都是把它看成是与万历年间平定宁夏哱拜之役、平定播州杨应龙之役相提并论的“万历三大征”之一，即如茅瑞徵的《万历三大征考》。这就是“从中国历史出发”，而不是具有从东亚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去记录这场战争的历史。当时官修的《明神宗实录》对这场战争的记载一鳞半爪，因为作为天朝上国的实录，记录本朝皇帝起居、本朝政事、制度沿革、官员任免等内容才是最为关键的。即便记载明军在朝鲜半岛的战事情况，也是因为涉及将领的任免与奖赏，才给予一定的关注，而对于整个战争的历程，并不重视，史料挂一漏万，粗疏零乱。

　　其次，更重要的是，不仅史料错误百出，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也基本错误。只要稍稍将朝方史料与明朝史料对照，会发现即便是同一个人物、同一件事情，记载迥然不同，评价天壤之别。如杨镐，作为壬辰战争的明朝经略，明朝史料把他写成是贪功冒饷的庸才，而《朝鲜宣祖实录》等史料中则处处对他加以称颂，赞颂他是“再造藩邦”的名将。因为《明实录》的编撰者，往往借机党同伐异，甚至颠倒黑白，故意歪曲事实。明朝实录“不实”的问题，不少明代史家就曾加以批评。就杨镐的史事来说，明兵部主事丁应泰弹劾杨镐“贪功冒饷”，但是朝鲜国王、明军总督邢玠、监军御史陈效以及诸多将领，纷纷上疏为他辩白。明廷中因为党争，首辅与次辅的斗争、主战派与主和派的角逐，致使杨镐被罢免。朝鲜君臣则认为这是十足的冤案，可是无法改变明廷的决定。《明神宗实录》的编修，在萨尔浒之战之后，杨镐因萨尔浒战败而被下狱，所以《明神宗实录》在叙述杨镐时，依从丁应泰之说法，且只详载丁应泰疏文，其他材料一概略之。相比其他史料而言，《明实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以后史书依从的范本。以后的史书，无论是《国榷》《明史纪事本末》，还是《明史》《明通鉴》，基本上是因袭《明神宗实录》的说法，或多多少少作局部修补，于是不仅否定杨镐的战功，进而否定整场战争的作用，《明史·朝鲜传》竟然如此论定：“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可是翻开《朝鲜王朝实录》，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就会完全不同。

　　第三，当前中国明史学界对于此次战争的研究，大多以明清史料为主，所运用的史料是片面的，对战争的认识也是片面的，最终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可见，对于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必须要打开眼界，全面占有各方的资料，充分利用域外汉籍资料，与中国明清史资料，进行互证比勘，去除疑误，消除偏见，才有可能将真正的历史呈现出来。

　　此外，明清易代史是明清史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除了明清间的战争研究外，对于明清之间的传承，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向来认为“清承明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并不全面，因为明清之间，既有继承，也有断裂。一定层面上，断裂的因素可能更大些。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东亚的角度来考虑，运用域外的汉籍资料，就可以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即从朝鲜王朝与明清两朝的关系上看，断裂的因素远远大于传承，尽管从形式上看，并无太大变化，但朝鲜王朝对明朝采取的是“慕华事大”政策;对于清朝则采取“华夷观”的视角，带有“尊周攘夷”的心态。但是这些资料在中国史料中几乎看不到，却大量存在朝鲜王朝的史籍中，因此域外汉籍资料，不正可以进一步推动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吗?而现在美国中国学界掀起的所谓“新清史”热潮，也正是从满文和域外汉籍等文献中，发现许多中国汉籍资料中不存的资料，重新解读清史。他们的结论需加以审视，但是研究视角值得关注。

东亚汉籍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域外汉籍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既可以丰富对中国史学史的了解，也可以扩大中国史学史的范畴，甚至重新认识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

　　东亚汉文化圈中，史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的中国史学对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古代史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几乎每一部重要的中国史籍，都传到了东亚其他国家，并且广受重视，成为他们习读历史的重要典籍，而他们所编修的史书，也基本上效法中国史书体裁。即以朝鲜王朝为例，朝鲜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完全效法中国史书，只是某些史书中体裁有所变通，如在郑麟趾《高丽史》中，不列本纪而设世家。在日本和越南也几乎类似，日本的《日本书纪》等“六国史”就是模仿中国正史和编年体史编成的，《大日本史》和越南《大越史记全书》也是效法中国纪传体史书而编撰的。但以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对于这些内容几乎未曾涉及。利用域外汉籍不仅可以弥补这一学术空白，而且考察周边各国传统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吸收与变更，可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传统史学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