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强调回到文学自身,体现出鲜明的文学本体化倾向。受传播和接受环境的影响,俄苏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交流史,撰写的过程中容易倾向于强调政治和文本之间的互动,使研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意识形态色彩主要体现在:始终把二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置于政治背景之中;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往往从政治观念入手;重要的文学思潮和论争也都围绕着意识形态斗争展开。一部文学交流史,由于切入视角的限制,常常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见证。文学由于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无可置疑地能解读出意识形态的相关信息。但是,文学归根到底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其发展要遵循自身的规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过多地依赖于政治和历史,是不成熟的表征。鉴于对此种问题的清醒认识,该书具有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并在以下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学本体化倾向:

　　首先在话语的表述上,除了在客观分析问题时,无法回避地要用到意识形态话语的情况之外,该书尽量回避“阶级”“革命”“斗争”“专政”“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政治性概念,而代之以“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鉴赏论”“结构形式”“叙事策略”“灵魂审判”等文学性概念。其次表现在对中国作家的.创作接受俄苏作家创作的评价上。俄苏文学经久不衰,缘于它所反映的生生不息的现实。对黑暗现实鞭辟入里的批判,是其充满战斗精神的根源。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将这种批判精神转化为意识形态斗争并不断被环境强化甚至夸大的滋生土壤。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俄苏文学中更深沉的主题——对人道主义的弘扬和对典范美的追求,逐渐浮出历史地表,这股潜伏的“暗流”具有更持久的激荡力。该书以此主题为阐发前提,重点挖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两位作家的创作在精神内涵和审美形式两方面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体现了文学创作自身的特色。再次表现在对中国文学批评接受俄苏文学批评的评价上。该书的相关章节始终站在反思的角度,细致分析了俄苏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阶级论和工具论因素,以及中国接受这些因素的主客观原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花了大量篇幅,以文学批评本体的建构为中心,甄别了俄苏文学批评中的“科学理性”因素、“人文——审美”因素,并认为这些因素才是导致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本质原因。最后表现在对中国文学理论接受俄苏文学理论的评价上。注重文学内部研究并提供了较完整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和操作模式的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诗学是重点考察的对象。作者结合最新研究动向,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诗学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和发展变化,既探讨了它们对重建文论主体性的积极意义,也指出接受过程中主体性丧失的消极影响,并提供了建构新的主体性的思路。

　　俄苏文学的研究成果丰硕,从五四到现在,研究传统从未断裂。20世纪的相关研究,或侧重文论研究,或侧重思潮研究,或侧重文学史研究,或侧重作家或作品研究,或侧重俄苏文化对其文学的影响研究。关于俄苏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或侧重某一作家或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或侧重某一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整体性眼光和突破性模式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着作屈指可数。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该着作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填补空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