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中国南北两地的确存在不少文化差异。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说，衣，南丝北棉;食，南米北面;住，南床北炕;行，南舟北车。而至于“南腔北调”，那就离我们音乐的范畴更近了。通过这些罗列，是要说明地域文化的差异，不是仅凭概念就可以诠释的，它实际上浸润在具体而细微的生活之中，不仅会时时刻刻对我们的生活发生影响，更能点点滴滴地塑造出不同的性情和趣味。而这些性情和趣味，正是民间音乐创作的源泉，民间音乐艺术风格的地域性所在。所以，我们从古今中外文艺作品中，就能看到或感受到某些因南北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古人论乐，早有所谓“八方殊风，九州异俗;乖离分背，莫能相通;音异气别，曲节不齐”之说(见阮籍《论乐》)，并有“秦声、楚调、吴歙、蔡讴”之分：“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词情少而声情多，南声情少而词情多。北气宜粗，南气易弱。”(见明·王骥德著《曲律》卷一)试以西北民歌《红军哥哥回来了》与江苏民歌《茉莉花》作一比较，《红军哥哥回来了》的旋律高亢，以四度音程跳进为特征，这与西北人民生活在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他们在唱歌或唤人多需“隔山跨塬”，所以习惯采用粗犷的语言和高亢的音调。而山清水秀风光迷人的江南，语言和音乐要柔和得多，江苏等地的方言也被称为“吴侬软语”。具有江南柔腔韵味的《茉莉花》，就充分体现了“吴音”的委婉。除民歌之外，在民间音乐中，几乎所有说唱的曲种、戏曲的剧种都冠以地区的名称，如说唱曲种苏州弹词、四川清音、山东琴书等;戏曲剧种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秦腔等等。在这些极富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中，讲究字正腔圆，原汁原味。它不仅受到当地人们的喜欢，而且也为其他地区的群众所接受。人们所欢迎的正是那种浓郁地方特色的东西。

三、民间音乐的质朴性、即兴性

　　民间音乐是劳动人民的艺术，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愿望以及审美情趣。全国各地的民间音乐虽然在艺术的形式和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质朴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它没有浮华之习，也没有装腔作势。由于生活的贫困，政治地位的低下，他们只能用廉价的材料制造使用的生活用品，包括音乐艺术在内。在艰苦而繁重的劳动之余，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美化自己的环境和生活，用他们自己创作的音乐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对幸福的渴望及对未来的向往。民间音乐是质朴的、纯真的。

　　在我国民间音乐的演唱、演奏甚至是传承过程中，有这样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即兴性。即兴性是指在世代相袭的传承中，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唱、奏者，将现成的民间音乐作为蓝本，按个人的需要进行润腔润字、迟疾顿挫的灵感式的调整。如在江南丝竹的合奏中，固定的曲谱仅是基本的框架，演奏者之间的熟道及彼此间的默契，使得他们不拘泥于谱面上的音符，而是瞬间的心有所感、指有所发，奏出的谱外妙音。如此指上生花令听众拍手叫好，赞不绝口。民间音乐这样的唱、奏及传承形式至今还在广泛沿用。

四、古文化的积淀性

　　民间音乐中的古文化积淀是极其广泛的学术领域。近年来渐渐为人们所认识，研究工作也正在展开并逐步深入。

　　1.远古时期的乐器。在现存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中，关于远古时期的乐器里，较有影响的是石磬、土鼓和陶埙等。如先秦典籍《尚书·益稷》中记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说的就是远古先民敲击石头，化装成野兽又歌又舞的祭祀场面。而近些年在山西夏县发掘出土了至今年代最早的“石磬”，通过将其悬挂起来敲击，能发出清脆的声音，测音结果表明其音高为升C。古代又称其为“鸣球”。另外，就有关此类敲击乐器在《礼记·明堂位》也有记载：“土鼓、篑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等等。而远古时期的吹乐器尤以埙为代表。一般多为陶制品，故又称陶埙。从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殷商时期众多陶埙的测音结果来看，陶埙的绝对音高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可以吹出小三度音程，这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音阶形式。从大量出土的乐器和文献资料来看，形形色色的古代乐器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贵宝藏，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