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曹说似有理，但词中何以谓“园中桃李使君家，城上亭台使君醉”，还无法解释，因为此此次过泗与泗守无交往踪迹可寻，时泗州守为谁，“使君家”是否有“城上亭台”，《总案》、孔《谱》均未记载。看来若系此词于元祐七年壬申，还是疑窦丛生。但若系于己未，则这些疑问都有了答案，试析之如次。

　　乙未三月初诰下，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三月十日抵南都，以病留半月，二十四日别南都，二十七日至灵璧，四月二十至湖州任。《总案》谓四月初至泗州，纯属臆断，无明文记载。窃以为三月二十七日作《灵璧张氏园记》后即行，因其在南都留半月，绝无在灵璧久留之理。灵璧属宿州，与泗州为邻郡，舟行一两日可达。是年二月离徐州前《答郡中同僚贺雨》诗有“水旱行十年，饥疫遍九土”之句，离泗过洪泽湖《舟中夜起》诗又有“微风萧萧吹菰蒲，开门看雨月满湖”之句(两诗均见《苏轼诗集》卷十八)。即久旱逢雨，正是“初觉媚”之时。在泗州踪迹亦可辨，有《书泗州孙景山西轩》、《过泗上喜见张嘉父二首》(两诗均见《苏轼诗集》卷十八)。泗守为谁?张嘉父元丰八年始登第，显非泗守。孙景山名奕，《宋史》无传。明凌迪知撰《万姓统谱》(四库本)云:“孙奕，字景山，闽县人。登进士，历知南陵、海陵、呉县。吕诲知开封，荐知封丘县。及诲为御史中丞，遂荐为台推，迁监察御史。论新法，为邓绾所劾，出监陈州酒税。陈襄知杭州，辟为佥判。后襄在经筵，因荐之，曰‘士行着于乡闾，节义信于朋友，外虽淳朴，中实强敏。厯官所至，皆以善政闻，可为循良之吏。使当一路，岂不足以厚俗而安民哉!’元祐初，除福建转运使。”蔡襄《端明集》(四库本)《澶州通判国子博士孙奕刈到芟草四百万转运使乞酬奬与转官知通利军制》，陈襄《古灵集》(四库本)《尚书都官员外郎监泗州河南转般仓孙奕》制:“士行着于乡闾，节义信于朋友，外虽朴淳，而中实强敏英。奕所至，皆以善政闻，可谓循良之吏，使当一路，则可以厚风俗而安民矣。”苏辙《栾城集》[11](卷九)有《次韵子瞻过淮见寄兼简孙奕职方三首》，职方，即职方员外郎，由都官员外郎转为职方员外郎也依制而迁，而职方员外郎也完全符合知州资历，说明东坡此次过泗孙奕为泗守。况且东坡离泗州《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其二“故人真吏隐”句注谓“指景山也”，可谓孙为泗守之明证，词中“园中桃李使君家”亦有着落矣。再看《苏轼诗集》卷十八写于己巳过泗州的《书泗州孙景山西轩》:“落日明孤塔，青山绕病身。知君向西望，不愧塔中人。”首句“孤塔”，王注次公曰:“僧伽塔也。”龚明之《中呉纪闻》卷五《寳严院》:“常熟海虞山有古刹，号寳严院。吴越钱王之子祝髪于此，太宗尝赐御书‘急就章’、‘逍遥咏’及‘圣惠方’于寺中，有浮屠七级，极壮丽。吴人相传，自京师来泗州，僧伽塔为第一，此为第二，至今尚在。”此诗不正是“园中桃李使君家，城上亭台使君醉”的注脚么?则此词系于元丰二年己未(1079)，当不谬。

四、《减字木兰花》(春光亭下)编年刍议

　　东坡《减字木兰花》词云:春光亭下。流水如今何在也。岁月如梭。白首相看拟奈何。故人重见。世事年来千万万。官况阑珊。惭愧青松守岁寒。

　　关于此词编年，邹王本云:“曹本编在元祐七年壬申(1092)三月，苏轼自颍州府扬州任所，途中抵泗州，赵昶自海州来迎时所作。石唐本编元丰八年六月起知登州，十月过海州涟水，送赵令晦之作。薛本云:自杭还朝过高邮，赵晦之为高邮令，词当作于是时。刘崇德《苏词编年考》云:‘此词题‘赵令’下傅本有“晦之”二字，而曾本、元本、毛本俱无。恐傅本因另一首《减字木兰花·送东武令赵晦之》而误增。

　　此处之“赵令”当指赵成伯，因其曾任眉州丹棱令，故有是称。’吴雪涛《苏词编年考辨两则》编熙宁八年冬季。孔《谱》则编熙宁半年十一月。二人均谓‘赵令’为赵晦之，而非赵成伯。其说近是。按赵成伯名庾，熙宁八年冬初代刘庭式倅密州。果如刘崇德所说此词是写给赵成伯的，则当用‘赠’而不是‘送’，因为‘送’多指‘送别’‘送行’，这与赵成伯在密州形迹不符。……此外，曹本、石唐本、薛本所说，不论在泗州、涟水或高邮，赵晦之均为地主，苏轼是过客。则赵晦之应尽地主之谊送苏轼，而不应由苏轼送赵晦之。”“综上所述，此词应定为熙宁八年冬在密州送赵晦之罢诸城令归海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