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吾吴郡仇英实父临千里本也。余窃谓诸公踪迹，不恒聚大梁，其文雅风流之盛，未必尽在此一时。盖晋卿合其所与游长者而图之，诸公又各以其意而传写之，以故不无抵牾耳。实父视千里大有出蓝之妙。其运笔古雅，彷佛长康探微，元祐诸君子，人人有国士风，一展卷间，觉金谷富家儿形秽，因为之识尾。”这说明赵千里本无云英、春莺(当即啭春莺)而刘松年本则有之，也说明刘克庄所跋之《西园雅集图》乃刘松年本而非李公麟本。其实，刘克庄自己也说得十分清楚，“然比之龙眠墨本，居然有富贵态度”，不就是说他跋的《西园雅集图》不是李公麟原作么?可孔《谱》与邹王本均谓“明董思白谓刘克庄所跋之《西园雅集图》，亦公麟作，乃作于诜园中。见《式古堂书画彚考》卷三十一。”

　　那么让我们看看董思白究竟是怎么说的。经查《式古堂书画彚考》(四库本)《宋李公麟西园雅集图》云:“昔李伯时《西园雅集图》有两本，一作于元丰间王晋卿都尉之第，一作于元祐初安定郡王赵徳麟之邸。余从长安买得团扇上者，米襄阳细楷极精，但不知何本，又别见仇英所摹文休承跋后者。”后注谓出自《容台集》。董其昌号思白，《容台集》就是他的诗文集。权威人物的记载当然不可忽视，可这位书画界的权威，其文史知识却少得如此可怜，他说的话我们能信么?众所周知，元丰年间正是苏轼最倒霉的时期，根本不在朝而在野且为罪官，王诜也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而远贬，怎么会有西园雅集呢?赵徳麟根本就不在米芾所《记》的人物之列，怎么就成了元祐初西园雅集的主人了呢?况且在他“从长安买得团扇上”的那幅《西园雅集图》，“米襄阳细楷极精”，难道也不看看米襄阳所写的参加这次雅集的人名么?足见名人之误人有过于常人者。

　　这里还有一个需深究的问题，就是啭春莺是怎么进入《西园雅集图》的?最先记载啭春莺事的，应是宣和间人许顗(字彦周)的`《彦周诗话》(四库本):“王晋卿得罪外谪，后房善歌者名啭春莺，乃东坡所见也，亦遂为密县马氏所得。后晋卿还朝寻访，微知之，作诗云:‘佳人巳属沙咤利，义士今无古押衙。’

　　仆在密县，与马缙辅游甚久，知之最详。缙辅在其兄处犹见之，国色也。《西清诗话》中载此事，云过颍昌见之，传误也。”于是到了南宋绍兴年间，既同情苏轼也同情王诜的画家，就将云英与啭春莺添入《图》中，代替了米芾《记》中的“女”二字。刘克庄不察事实真伪，也就在《跋》中说“未几而乌台鞫诗案矣，宾主俱谪，而啭春莺辈亦流落他人矣。”行文至此，可以了却《西园雅集图》原作与仿作及其流变的数百年公案。结论是清楚的，此词有题曰“佳人”，但此“佳人”与啭春莺毫无瓜葛。此词究竟应如何系年，固可以讨论，但绝不会在熙宁十年春三月。

三、《木兰花令》(高平四面开雄垒)编年刍议

　　苏轼《木兰花令》词云:高平四面开雄垒。三月风光初觉媚。园中桃李使君家，城上亭台游客醉。歌翻杨柳金尊沸，飮散凭阑无限意。云深不见玉关遥，草细山重残照里。此词傅藻《东坡纪年录》与《总案》均失载，朱孝臧《彊邨丛书·东坡乐府》与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不编年。高平属泗州，必作于泗州无疑。考东坡平生凡十过泗，惟有元丰二年己末与元祐七年壬申自颍移扬是在三月。词云“三月风光初觉媚”，则惟己未与壬申过泗相合耳。拙著系于己未，邹王本据曹本系于壬申，究竟孰是孰非，兹补考之如次。

　　曹云“其中仅元祐七年壬申三月由颍移扬途中，十二日抵泗州之一次。故断定此词必系与前首减字木兰花‘春光亭下’同时所作。今从诗集及王案移编元祐七年壬申。”如此编年时令当然无误，但何以坡公谓“三月风光初觉媚”呢?一般说来，三月不是“风光初觉媚”的时候，惟其在水旱相仍而逢雨或晴之后，始可谓“初觉媚”耳。考是年久旱不雨，《总案》即谓公“过濠、寿、楚、泗间，皆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民疾苦。……十二日抵泗州，以淮东西连岁不熟，雨泽衍期，祷于大圣普照王之塔，作祈雨文。”那么这次祈雨是否就应了呢?恰好时任扬州通判晁补之的诗题为我们做了回答。《苏轼诗集》[10](卷三十五)《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诗查注:“《鸡肋集》题云:东坡先生移守广陵，以诗往迎，先生以淮南旱，书中教虎头祈雨法，始走诸祠，即得甘泽，以为贺。”晁诗中有句云:“随轩膏雨人所待，风伯何知亦前戒。”这就使“三月风光初觉媚”有了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