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汉初统治者选择了推崇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其法律基本上是承袭秦法，萧何《九章律》只是删除了秦律中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文，没有改动秦律的法律原则、指导思想以及科罪定刑的标准等。而秦律是商鞍变法时采用李俚的《法经》,改法为律,颁行秦国的。所以说，汉朝的法律还是来源于法家。

　　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联系在一起，而形成新儒学思想体系。新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他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果人君无道，天就会降下来灾异来谴责和威慑，所以人君必须遵循天道，实行仁政。[1]“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大一统事业的需要。为了改变当时君弱臣强、商官勾结的严重形势，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自此，儒家思想对开始法律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春秋决狱的推行，使《春秋》的微言大义作为司法审判的根据，其中“论心定罪”的原则，是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的精神定罪。春秋决狱制度造成了汉代经义解律的盛行,“五经”的经义被作为判案的根据。自此，伦理开始引导法律和社会制度,而道德诉求法律之趋势,已经成为主流思潮。后来,历经魏晋时期的“经义注律”直到唐朝初年的“经义入律”,中国社会的法制,演变成为极富人情伦理气息与道德评判色彩的法制。从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儒学在政治上占据了统治地位，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如果说汉初的法家虽然不再为统治者所推崇，但其思想在汉初法律的实践上还是保留着重要地位，那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法家的地位是彻彻底底地丧失了。也许不仅仅是丧失。从韩非的“破儒”到秦的“焚书坑儒”，“儒”、“法”二家的对立和势成水火已是必然，儒家的主流地位使法家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后世斥为异端邪说，承受着并不公平的唾骂。可以说，法家最终走向了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