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年鉴学派的学派界限变得不那么明显了。由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核心观念(1.历史客体建构论;2.问题史学思想;3.时限的辩证法与总体史)无疑会构成未来历史认识主体所不得不参考或运用的时代性方法论，即是说，年鉴学派及其历史认识思路虽然会变成历史陈迹，但是如前所说，它一定不会因为已经过去了就死掉了，它仍然会存在于现今仍在持续的历程中，并成为之后思想认识诞生的土壤。只不过后代会将他们限定在另一个层次上来理解不同于这个时代的那个时代的问题。

3 全球史观的时代性发展和其对年鉴学派的继承

　　一般认为，1963 年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乃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诞生的标志，而全球史走向成熟则是在20 世纪80 年代。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不仅逐渐形成了全球史的独特视角，而且对于世界历史发展具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全球史所探讨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域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行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张”。

　　柯娇燕在《什么是全球史》中提到，全球史描述一切试图致力于广泛、大规模或普世视野的历史。它成了一种思考与写作的模式，这一目标有可能使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摆脱欧洲人进行比较的狭隘框架，不再情不自禁地把全球变迁的能动性归因于欧洲人及其文化。全球史学家认为，非西方民族或国家既然具有能动性，也就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策略，因此，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并不是西方的应声虫，而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目标。在解释19 世纪中国与欧洲不同的原因时，王国斌强调出自中国官方文化的某种重心和制度上的连续性。彭慕兰则对欧洲———特别是由于它的美洲殖民活动———以特殊途径获得白银和资源的著名解释进行重写，一点运气(并非沃勒斯坦主张的欧洲发展模式的有机结果)导致欧洲的发展偏离了可预知的资本主义轨道和民族国家的定义，从而达到其统治世界的变异状态。

　　虽然在具体的研究范围和思路方面出现了细化和扩大的趋势，全球史似乎对于跨学科的理解更加精细。但是，在笔者看来，年鉴学派关于跨学科和总体史的设想恰恰是被今天的历史认识主体限定在更加精细的层次上来理解今天这个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

4 结语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千差万别，不仅因为他们主观条件不一样，还因为客观的历史本身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所起着不相同的实际作用。科林伍德曾断言：所有历史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对某个问题的一种暂时的、实验性的解答，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现实与理想确实在靠拢;历史学家确实越来越接近于真正了解这个漫无边际的事实世界;但他们是逐渐靠拢的。现实越接近理想，由此产生的阻力就越大。历史学家知道的事情越多，他就越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决不能真正知道任何事情，他自己的一切所谓知识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不正确的。其实，事实是不可知的。既然事实是不可知的，那么基于这些不可知的事实，历史认识主体得出的关于历史的认识也就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观点是不是陷入了所谓相对主义的误区有待进一步思考，但是，关于真理、事实、规律的认识，并不是针对历史事实和那些死去的，逝去的碎片的认识，而是关于活着的(无论是活在历史中的，活在现实中的，活在历史的现实中的亦或是活在现实的历史中的)人的认识。这种关于人的认识，从古到今都在不断扩展和深化。也许在这种层面上，对于历史真相的认识才不会让认识主体纠结于为了发现一些终极的真理和规律而进行历史研究。因此，认识主体(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家)可以把视野放宽，致力于真正解决一些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