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霍氏自由观力图实现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 或规范分析与社会分析) 的融合与沟通。霍耐特宣称，为了克服康德主义正义论的缺陷，也是当今学界的一大弊病，也即“总是将规范性原则以诠释学的方法”整合进理论中去，在解释现实的过程中，规范原则不是来自现实的内部，而是理论的独立发展，因而体现为规范性有余、现实性不足。

　　之所以选取黑格尔法哲学的视角，就是因为他试图用法的概念“将所有重要的社会现实都包括进去，因此而具有道德的现实性和合法性，也使个人的自由具有了普遍的可能性和可行性”③。值得强调的是，批判理论的传统素来强调时代诊断与经验研究相结合，比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前任所长路德维希·冯·弗里德堡就是实证研究的代表人物，当然霍耐特此举显然也受到了英美分析哲学的强势影响，最终促使他在其自由叙事中试图克服规范研究或理论研究的弊病。

　　再次，霍氏自由观运用了丰富的跨学科方法，来对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进行继承。这应该可以视为他在回应当年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对批判理论所作出的学术定位。简言之，一方面霍氏自由观具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与其说霍耐特立足社会再生产，构建起一种社会分析的自由正义论，倒不如说重构了一种关于自由的后传统伦理学。诚如王凤才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自由的权利》则意味着霍耐特的民主伦理学基本形成。这意味着霍耐特最终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④。另一方面，霍氏自由观的论证洋溢着社会学的分析方式。早在其博士论文《权力的批判》中，霍耐特就强调批判理论特别是社会分析的无力是由于社会学欠缺。⑤ 因此，从《为承认而斗争》开始，他开始大量引入社会学甚至社会心理学的最新成果来充实批判理论的分析工具。在这里，他在建构其核心架构---社会自由时，不仅频繁地援引涂尔干、帕森斯等人，而且扮演着关键角色的“机制”概念显然是来源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其所倡导的社会哲学特别是社会病理学分析更是源自于社会学。此外，霍耐特还广泛吸收了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

　　毫无疑问，霍耐特所重构的宏大自由体系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明确“回到黑格尔”的理论定位显然与其所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渐行渐远。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风向标，引领着整个西方左派激进思潮相比，霍耐特在学术旨趣与政治立场上与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任何亲缘性关联。从《为承认而斗争》到《不确定性的痛苦》再到《自由的权利》，霍耐特对于黑格尔的追随倒是可谓亦步亦趋。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张一兵教授不止一次地宣布西方马克思主义在 1968 年以后就已经终结了。① 固然，霍耐特也专注于资本主义时代症结的诊断，甚至他全书中刻意显露出的历史事件分析和所谓“社会分析”的方法，就形式而言与历史唯物主义倒有几分相近，但他的社会自由观与马克思的“全人类自由解放”则是迥然相异的，比如其“机制化自由”所依赖的公众主体与马克思的阶级主体更是截然不同，而且霍耐特多次明确反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比如在其市场自由的构建中他明确批判马克思的观点。② 鉴于此，仍将霍耐特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人的定位显然是欠妥的。

　　就霍氏自由观本身而言，笔者以为其所倡导的社会分析、经验研究抑或社会病理学与其预期的目标相距较远。其一，霍耐特宣称他的自由叙事首先要克服当前政治哲学停留在纯粹规范性的原则上，大力采取“社会分析”的方式。但是如果说其所标榜的社会分析就是对友谊、亲密性、家庭、市场、消费、劳动力、公众性、法制国家这八个范畴自 18 世纪开始逐一进行概念史和历史事件的粗略回顾，那么其所谓的社会分析或经验研究的标准和依据是值得商榷的，并且其推介的“规范性重构”仅仅限于历史事件本身的概括，缺乏有力度的深入分析，无法体现出一种严格区别于规范理论研究的社会分析感抑或历史感。

　　其二，对于关键问题的回应，尤其是承认机制如何实现自由以及自由的动力缺失等问题语焉不详。通览其社会自由范式的建构，霍耐特最大的努力方向就是试图将相互承认的机制嵌入从个体友谊一直到民主法制国家的自由实现过程中。但是关于承认机制如何调节自由的达成却始终含糊不清，难道主体间形成一种良性的承认互动就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 承认机制是怎么成为主体实现自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唯一依据的? 进一步来说，这愈加证明了相互承认所达成的社会自由更多地体现在应然自由的层面，实然自由依然遥遥无期。另外，霍耐特观察到现实中民众普遍性地政治冷漠，直接反映出社会自由的主体处于缺失状态。而这恰恰证明了有关社会自由之动力机制的解释无法自圆其说。对此，他坦言只能寄希望于合作互助的志愿精神和整个道德资源的重建。此外，霍耐特通过民主公众性和话语机制来达成社会自由的结论也缺乏说服力，并有对哈贝马斯的协商伦理老调重弹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