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霍耐特将重构社会自由的焦点汇聚到政治领域。在这里，他通过民主公众性历史的重构，指出了民主公众性机制的重要性，并借助民主法制国家的发展历程，推出了他对于民主伦理的政治文化构想。( 1) 霍耐特认为民主公众性的机制意味着国家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公众空间的存在。民主公众性的发展主要是通过 19 世纪中叶以来政治信息交流空间的变换和传播媒体技术的发展而获得广泛的提高。在总结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基础上，霍耐特强调借由民主公众性而获得社会自由应当满足六个条件： 第一，国家保障个人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的权利; 第二，存在一个普遍的超越阶层的信息交流空间，能使所有与政治决定相关的各个团体和阶层都参与进来; 第三，媒体必须服从于自身的基本道德伦理，不能完全追求资本利润; 第四，要求参与话语性决策的公民能够为民众参加的集会提供志愿服务; 第五，每个公民必须团结互助，相互承担责任，必要时为此作出牺牲; 第六，社会成员的决策要有足够的能量确保其能够在社会现实中得以贯彻。③ ( 2) 在霍耐特眼中，现代国家起源于一种为承认政治权利而斗争的解放运动，并通过民主协商形成的意志来承担实施社会自由的可行性决策，因此，“不是国家创建公众性，而是公众性创建国家”④。在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现代史中，民主法制国家的发展虽经历了各种风波，却仍然奉此为圭臬，最大可能地促进民众的社会自由。但最近几十年，它却遭遇了普遍的政治冷漠，导致民众与国家之间的机制性互动彻底瘫痪，社会自由也面临极大的挑战。霍耐特认为要走出这种危机，只能依靠协会、社会运动和民众联合起来的公众性力量，重新激起一个整体团结的民主道德资源。( 3) 最终，霍耐特指出真正民主的实现条件是全面实行机制化自由的原则，并内化为惯习，分布至实践诸领域。民主道德的社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互惠关系网络，每个领域独特自由的实现与其他领域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切的前提依然有赖于超越民族、积极努力的公众性，即共同关注和广泛互助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恰恰是实现社会自由的精神源泉。

　　四、霍耐特自由观的批判性解读

　　霍耐特毕五年之功在《自由的权利》中力图对现代社会展开一种全景式的自由叙事。在解构主义盛行的后现代背景下，这种重新回归宏大叙事的体系化哲学也充分展现了霍耐特所传承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厚底蕴。对此，王凤才教授高度评价： “《自由的权利》是霍耐特五年呕心沥血之作。……不仅意味着霍耐特从批判理论走向了后批判理论，而且标志着霍耐特已经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实践哲学家之一。”⑤阿托·赖提能也在书评中指出： “霍耐特为我们将来探讨现代性的本质、自由、正义以及社会世界提供了一个核心参考点。”⑥在笔者看来，霍氏自由观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通过“社会分析”的方法和相互承认机制的中介来理解自由的演进与现实化，这是他区别于传统自由主义的地方。霍耐特立足于对 18 世纪以来现代历史事件的回顾和追踪，力图以这样一种经验研究式的“社会分析”路径，探寻真实自由的现实化历程，特别是采取其所倡导的“社会病理学”

　　来对不同自由阶段的社会病态进行深入分析，为不断推进和扬弃法定自由和道德自由，最终实现社会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另外，霍耐特创造性地将“机制”引入自由的实现过程。笔者以为，这是他借鉴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的一种创设，他试图把社会的基本领域都视为一定价值的机制体现，其机制的核心是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藉此，他将奠定其声名的承认理论成功地融入自由体系的建构之中。

　　其次，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霍氏自由观深深地打上了黑格尔的烙印。其自由体系的建构直接脱胎于黑格尔，比如他对三种自由( 法定自由-道德自由-社会自由) 以及社会自由的三个领域( 个人关系-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的划分直接对应于《法哲学原理》中的“抽象法-道德-伦理”与“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构架。虽然霍耐特对黑格尔的思路极为赞赏，并跟随黑格尔把自由原则发展成为社会分析模式，但并不意味着霍氏自由观丧失了原创的意蕴，比如社会自由的内部细节划分、法定自由及其病态的论证等都显示出霍耐特的理论造诣。需要指出的是，霍耐特是从耶拿早期的《实在哲学》开始进入黑格尔的解读，因此他的视角具有鲜明的承认理论思维。他甚至一度认为承认理论只存在于黑格尔的早期①，而不同意承认是贯穿黑格尔一生的思想线索，直到在其近着《我们中的我》中才开始坦承自己误读了黑格尔，进而发现了《法哲学原理》中承认与自由的关联②，并引发了今天霍氏自由叙事的学术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