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霍耐特以个体发生学的视角来聚焦产生社会自由最初经验的地方---个人关系领域。他的重构任务是以友谊、亲密关系和家庭三个不同的社会关系来阐释社会自由的第一个领域，并识别出各自实现主体互动的角色模式。( 1) 据霍耐特的考证，友谊作为一种对立于商业社会的关系形式，对现代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它能够超越阶层、种族和地域的限制，“在今天民主时代的所有道德中，它是最具有民主要素的道德关系”②。自 18 世纪苏格兰道德哲学和浪漫主义思潮兴起以后，现代友谊逐步摆脱了利益权衡的商业机制，建构起主体互动自由的特殊形式。在这里，现代友谊所体现的社会自由表现在主体能够通过向朋友的倾诉来打开心扉，体验到一种自由意志的解放，“使友谊成为社会自由的一种心理归宿”③。在友谊中，个人要想赢得自由，前提是形成互惠的尊重，也即必须接受一种互补角色义务。

　　反之，如果将友谊关系进行利益化处理，就违反了友谊的规范实践。( 2) 相较于友谊，亲密关系或爱情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关系也是 18 世纪后半叶分化出来的唯一的“以性的欲望和相互的情感为基础建立的个人关系形式”④。在亲密关系或爱情中，一方是另一方自由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自我的自然和社会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同时，相互间应尽的帮助和关怀使得自我能够进入到一种真正的私人关系中。但是，受到资本主义市场中工作压力的影响，社会自由这个强有力的机制正面临着被严重削弱的危险： 市场的独立性和扩展性倾向正逐步取代浪漫爱情中成长起来的亲密关系，因此，“必须要有一种被称为重建的方式，来规定它的规范性界限，以终止经济的殖民扩张，不允许它再去危及社会自由的其他领域”⑤。( 3) 第三种个人关系的形式则是家庭。它的典型特征是除了婚姻之外还必须有生育关系，也就是孩子。换言之，这种结构上的三人关系对于现代家庭表现的社会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与以往的自由民主社会相比，今天的家庭强调区分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

　　霍耐特观察到，以往父权制的僵化模式( 包括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 已经被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所替代，家庭结构越来越被视为一个互助团体，家庭中的三个成员之间各自具有独特的个性，以同等权利来参与家庭事务，阶段性地为其他成员承担责任，实现彻底的相互承认原则。

　　其次，霍耐特以市场经济作为展开规范重构的第二个领域，虽然他坦承市场与社会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背道而驰的，这是由于市场经济体系不具备所有“机制化自由体系”的一切条件，但他依然试图探寻社会自由在资本组织的经济体系中关涉的“关系机制”( 即市场和道德) 及其作用的领域( 即消费领域和劳动力市场) .( 1) 借用卡尔·波兰尼和帕森斯的观点，霍耐特表达了资本主义市场的过错不在于市场失范或经济危机，而是民众在市场中失去了合理的生活保障和社会承认，因而良性的经济秩序有一种天然的对于道德规范性规则的依赖。于是，每个市场主体只有事先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作为法律上的契约伙伴，而且也在道德上或伦理上被承认为是一种共同体的合作成员，市场预先设计的、纯粹出于个人利益考虑的合作，才有成功的可能”⑥。换句话说，现代经济领域的繁荣只有依靠经济外的道德责任才有可能实现。为了反对没有规范且扭曲片面的市场体系，霍耐特认为有必要回归亚当·斯密的道德经济主义传统，从实现社会自由的出发点来对当代市场经济进行规范性重构。( 2) 通过 18 世纪至今的历史回顾，霍耐特发现经济市场的消费领域不仅缺少话语机制，而且还缺少相互协商的地点和讨论的空间，直接导致市场中介下的消费者和生产商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分崩离析。具体表现为传统的消费合作社的解体，消费者的私人性增长( 包括炫耀性消费和象征性消费) ,消费者在日益壮大的生产商面前没有任何表达的权利和抗衡的自由。霍耐特认为，我们必须遵循黑格尔的理念，认为消费领域“不应该为‘个人',而是应当为’普遍的善‘来服务”①。他主张消费者应当借助话语的机制形成互补关系，以信息交流来统一利益，并以相应的法律规则来强化抗衡的力量，合作性地构成一种实现社会自由的基础。( 3) 相比消费领域，劳动更能为主体赢得尊严和承认。因此，劳动力市场曾经获得过很高程度的社会自由。借助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工人运动史，霍耐特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机制化组织所蕴含的道德内涵。具体来说，工人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主体权利，通过建立工会组织，参与企业的决定，并借此来抵制不平等的相互承认关系。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服务行业的兴起，劳动力市场的社会自由走进了困境。霍耐特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责任个人化趋势，即“没有集体利益的呼吁，只有个人化的反抗形式”②，工人之间没有关于共同利益的信息沟通，导致市场文化中私利横行，那么当务之急是在跨国层面上组织起反抗力量，来为劳动力市场作出全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