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定自由一样，霍耐特指出道德自由缘于在现实中“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知识体系，而不是行动体系”⑥，从而也必然走上一条社会病态的歧途。进一步来说，霍耐特认为，道德自由的普遍性原则要求主体无时无刻不站在没有成见的立场上，尽最大努力放弃自身利益和个人牵连，以便在法律还没有做出调控之前，尽可能寻找出一种公正和平衡的解决之道。但在现实中，总有一些主体难以摆脱的社会现实或生活世界的规范性规则，会与道德自由发生碰撞，从而使主体难以保持一种距离化的普遍化态度。于是，社会病态就会应运而生。

　　首先，它表现为一种“冷淡的道德主义者”的病态人格类型。在这里，霍耐特举了一个类似“亲亲相隐”的例子： 一个大学教师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与自己关系较好的同事存在不太严重的抄袭行为，那么他如何来恰当地处理此事? 如果主体没有意识到道德自由的内在界限，就一定会大义灭亲，直接去向大学校长汇报，而不顾及它所产生的道德后果。如果将其应用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去，就一定会产生死板而僵硬的行动，最终又以社会隔绝和信息丧失的病症反映出来，因而主体就会丧失重新进入生活世界互动的机会。与此相反，霍耐特认为： “黑格尔否定了我们能够在康德意义上有我们的道德自主或道德自由，因为以他的原则来看，我们的行动原则完全不可能从开始到终结都只是由我们自己来制定。”①其次，它会出现以道德为理由的恐怖主义者。

　　霍耐特认为，产生现代社会特有的恐怖主义的原因是，少数个体或社会团体对主流的社会秩序产生了道德上的怀疑，他们认为现存秩序伤害了相互承认的道德普遍性原则。既然普遍性原则受到1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重塑一种道德自主模式。

　　他们认为对于总体上道德腐化的社会秩序，只能以恐怖主义的方式来与之斗争。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人的动机并非是现存秩序伤害了普遍性利益，而是为了扞卫特殊性的道德价值。总之，这些主体“从一开始就以普遍性的意图和考虑来开辟政治行动的道路，然后转向恐怖主义的现象”②。

　　对此，霍耐特指出，要实现道德自由的自我否定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不同于法定自由的实践，道德自由的实践需要相互的共同意愿。

　　因此，必须用道德自主的文化思想建构一种社会互动形式，彼此承认对方都有保留道德见解的机会。第二，主体之间必须事先相互承认规范的.地位，并能够将自己的意志理性地建立在普遍性规则或原则的基础上。这种相互承认( 也即道德尊重) 形式的特殊性在于，它尊重每一个人，并且将个性和普遍性置放在一起。第三，主体性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道德的”模式。具有“道德的”个人，必须学会以反思的力量，遵循被认为是正确的行动理由( 改变他最初行为冲动的形态) .这不仅要求道德的主体性有自我尊重的能力，而且也要求有以社会为导向的能力。③不难发现，霍耐特对于道德自由的改造方案显然也受到了黑格尔关于“道德应然”逻辑的影响。在黑格尔那里，“道德的观点是关系的观点、应然的观点或要求的观点”④。这里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种是“关系的观点”或相互承认的观点，强调道德必须经由他人的共在关系而获得; 另一种是“应然的观点”,主张道德是个体意志在普遍意志的“要求”下，向普遍意志转化的过程。对照霍耐特有关道德自由的三个前提条件，我们可以发现前两个条件直接是对黑格尔观点的一种注解，而第三个条件则是站在主体性角度对“关系的观点”与“应然的观点”的一种综合。

　　三、实然自由的现实化：社会自由及其建构

　　法定自由和道德自由本质上反映的是消极自由和反思自由，这两者由于缺乏相互承认的互动机制，无法实现真实的自由。鉴于此，霍耐特遵循黑格尔的思路，最终发展出了第三种自由状态---社会自由。毋庸置疑，社会自由是在扬弃法定自由和道德自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上升的自由的新阶段。因此，这种自由的独特性就表现为一种实然的自由状态，即主体拥有主观积极性与道德义务去表达自身的权利。它强调“保障主体有相同的参与承认机制的机会”⑤，并参与社会现实的构造，将主体的自由意图转变为社会客观现实。只有这样，主体才能“体验完全不受强制因而是已经实现了的‘自由’”⑥。为了能够全面理解和促进自由关系的现实化过程，霍耐特提出，我们亟需对整个社会行动该领域进行一种“规范性重构”⑦。具体来说，就是对生活世界的诸领域---个人关系领域、市场经济领域和公众政治领域，制定出相应的相互承认和角色义务互补的模式。按照霍耐特的设想，当“个人的需求和特性在私人关系领域里，每个人各自的特殊利益和能力在经济市场领域里，最后是个人自我决定的意图在公众政治的领域里，都有着自己的社会形态，并使主体互动得以实现”①，就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