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耐特构建的自由概念及其评述

　　法定自由和道德自由本质上反映的是消极自由和反思自由，这两者由于缺乏相互承认的互动机制，无法实现真实的自由，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霍耐特构建自由概念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前言

　　阿克塞尔·霍耐特是公认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学术领袖，其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基于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独树一帜地以承认为视角来重构社会文明的演进史，特别是社会冲突的理解史。最近，霍耐特在其新着《自由的权利》中提出了更为远大的抱负，即“再一次用黑格尔的意图，从当代社会结构的先决条件中，构思一种自己的正义理论”①，这一宏大体系的首要出发点就是自由。霍耐特的自由概念与传统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通过社会分析来探寻自由的真实性与可能性，他的任务不是去拓展自由的规范化原则---诸如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而是对于自由的实现提供一种符合时代精神和社会现实的理解。因此，霍耐特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为蓝本，建构起一种以相互承认为纽带，“法定自由-道德自由-社会自由”层层递进的“机制化”自由体系。在此演进过程中，主体唯有扬弃了法定自由和道德自由，进入社会自由的状态中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霍耐特创造性地将“机制”②引入自由的实现过程，认为机制为主体提供了真实的行动领域，并采取了其所倡导的“社会病理学”式③的剖析，为“规范性重构”一种“社会分析的正义论”奠定了现实化原则和批判性基准。

　　一、自由的肇端及其扬弃： 法定自由的界限

　　在霍耐特那里，自由的基点源于法定自由。他继承了黑格尔关于法的本质是自由而非限制这一观念，认为“我们所有的自由都表现为一种受法律保证的私人自治”①。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私人自治与伯林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十分相似，私人自治所规定的区域仿佛就是一个“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②。换言之，主体在这个法律保护的空间范围内可以自由地行动。但是，霍耐特实质上是反对伯林式的消极自由，认为这是一种狭义的自由。法定自由在初始阶段理应以保障私人自治为前提，但是法定自由的目标不应止步于此，而是应当促使主体在这个高度自治的范围内，扬弃所有现存的社会权利与义务，回归自身，并反思个体自由的意义和方向。当主体没有社会角色的负重，就可以去从容地展开有关善的想象。但是，法定自由只会令个体满足于现状，而国家或他人侵犯个体自由的潜在风险依然没有消除。所以，主体应当透过反思，将法定自由上升到积极主动地去保护自己的自由不受侵犯的层面。按照霍耐特的定位，这种自由事实上应是一种广义的自由，它直接来源于主动保护自由的理念，同时与“机制化”的民主参与相连接。于是，个体不仅是作为法律实施的受益者，同时还应当是法律制定的参与者。因而在霍耐特看来，法定自由不再单纯是一种消极自由，它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积极自由。同理，纯粹私人自治的隐私权利必将演化为集体自治的政治民主。在这种积极互动的意义上，现代法律体系不仅要求遵循目的理性，而且要求依靠民主的思想、实践和信念。

　　遗憾的是，霍耐特认为社会现实中的法定自由恰恰没有为这种霍氏意义上的积极自由提供互动合作的机会，相反，伯林意义上的消极自由依然占据着社会主流。于是，现实中的法律体系所促成的观点和行为实践，反而成为法定自由的自身界限，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社会病态③形式。具体来说，首先，法定自由反向强化了一种功利化趋向。霍耐特以电影《克莱默夫妇》中夫妻双方在法庭上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为例，认为那些闹离婚的父母会按照法院未来判决的可能性去思考---根据有利自己的法条，选择自己的应对策略。这就使得主体把谋略代替了互动，法律所保障的消极自由反而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虽然这只是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特别情感化的场景，却以广义的方式明确地表现了法定自由的局限性。此外，它还会把主体的关注和需求转化为纯粹的法律要求，造成全社会的人动辄诉诸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法定自由，“把生活世界的进程仅仅归属于法律的媒介，就必然强制性地迫使参与者只能按利益分类的普遍模式来提出自己的需求，从而导致特别是依靠信息交流的生活总体分崩离析”④。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成了制约自由的另一版本的“丛林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