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他不像李白那样看到政坛的黑暗便云游天下不再过问政事。他在各地漂泊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能得到为君王效力的机会。他早年自称“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话说得颇有些骄傲意味。就是这样一个踌躇满志的人，却是一生不得意，最终落得“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成、华两县诸子》）的下场。但是，他的“入世”，更多的是表现在他以平民的身份，以自己的道德为榜样去影响其他人。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类型，唯有杜甫以“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的平民身份出现在那张长长的名单上。在这一点看来，杜甫更像被孔子盛赞的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换个角度看，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坚持自己的理想并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杜甫，甚至比屡屡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这样牢骚的孔子更胜一筹。儒家向来宣扬“内生外王”的思想，认为好的政治家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就是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只要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就称得上“圣人”。孟子本来就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发展到明时代此话已经演变成了“满街都是圣人”，因为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达到道德高尚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失去了本色。这样看来，杜甫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能够存在实在是难能可贵，因此，他能被称为“诗圣”。这个“圣”字更注重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水准。

　　４２年前那场全球范围的纪念活动早已远去，但是，杜甫的形象却留在了全世界每一个热爱诗歌和崇尚道德的人的心里。正如闻一多先生在《杜甫》一文里赞扬的那样，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