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实质性立法模式

　　该种立法模式是指刑法典中虽未明确规定自首制度，使用自首这一术语，但其规定的内容实际上与自首无异。如1940年《巴西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48条规定，犯罪人“自动向当局坦白别人所不知的或应归罪于他人的罪行的”，是“对犯人处刑的从轻情节”，这里规定的“自动向当局坦白别人所不知的罪行”即为自首的意思。有的国家刑法典虽未规定自首制度，但往往把犯罪人犯罪时或犯罪后的态度规定为法官裁量刑罚时应斟酌的情节，这些情节无疑也包含自首内容。如1968年《意大利刑法典》第133条和1975年《德国刑法典》第46条，均有此类规定。

　　客观的.讲，总则分则双重立法模式相对而言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有助于体现自首制度初衷和更好地实现其根本目的，因而是各国刑事立法努力的方向。

　　（5）、发展趋势

　　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该项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和法律化。科学设计、正确理解和运用自首制度，对于促进预防犯罪、实现刑罚目的和节约司法资源有着重大的现实价值。

　　然而现行立法中关于自首认定的相关规定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从而使犯罪嫌疑人对自首有着种种疑虑。所以说放宽自首的认定条件是我国刑法改革中关于自首制度的一个发展方向。只有使犯罪嫌疑人真实感觉到自首的从宽待遇才能更大的发挥自首制度在预防犯罪和节约司法资源方面的功效。而且该项制度对服刑人员也有着重大作用，使他们在这一制度的有力感召下，弃旧图新、认罪伏法、积极改造、重新做人。从而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使我们整个社会更加和谐与安全。

　　2.2国内研究概述

　　从理论研究来看，自首制度一直为我国刑法界所注重。自建国以来，我国发表了许多有关自首制度的专题论文，公开出版了关于自首制度的专题性论著，另有大量以自首制度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此外，所有的刑法教科书中，对自首制度都做了专节的论述。

　　然而，相对于自首制度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来说，我国刑法学界对于自首制度的研究还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一方面，在修订刑法典之前，对自首制度的规定就有许多在司法实践中令人困惑的地方，并且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由于修订刑法典对自首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做了很大的调整，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如何划分自首类型；如何冷静而又不失客观、公正的批评立法对于“接受审查和裁判”要件的删除；如何审视巨额财产的自首有无的争议等等，这些都是尽其国内理论研究的焦点和方向。

　　2.3自首制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

　　自首制度为刑罚制度之一，对自首者的处罚只有“应当减轻处罚”或“可以减轻处罚”两种情况。因此，关于自首制度的理论基础刑法界存在着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之争。

　　报应主义认为，刑罚在本质上是对犯罪的一种报应，因此，刑罚权的行使只能限于社会报应，否则就是刑罚权的滥用。例如，德国哲学家康德主张道义报应:“法院的惩罚绝对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不论是对犯罪者本人或者市民社会都是如此。惩罚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只是由于一个人已经犯了一种罪行才加刑于他。”主张法律报应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认为:“刑罚应当以己然之罪为转移，刑罚权的行使就该以报应为界限。总之，报应主义关注的是刑罚权行使的社会公正性。按照报应主义理论，自首并不能减轻已然之罪所造成的危害，对自首者的刑罚不能以任何功利借口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否则有失公正性。

　　功利主义则认为，刑罚并非是对犯罪的报应，而是为达到一定社会目的采取的手段，因此，刑罚权的行使应该是为实现一定的社会功利价值。例如意大利的贝卡利亚指出:主权者惩治犯罪的权力是以必须维护公共福利的保护机构，使它不受人们的侵犯为基矗犯罪和刑罚之间，不是什么因果关系，而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即运用刑罚这一手段，追求预防犯这一目的。龙勃罗梭、菲利主张的行为功利主义则是以社会为本位，更强调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为此可以牺牲罪犯的个人利益，甚至可以成为对滥用刑罚的容忍，这与以个人为本位、强调对个人自由的保障的规范功利主义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如此，两者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从未然之罪中去寻求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关注的是刑罚权行使的社会功利性。对自首者处刑的从轻、减轻或免除，正是从未然之罪中寻求刑罚权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