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历史时期一般士人在经济上无独立地位，需要依附于掌握经济特权的君主或贵族大官僚，将所学服务于其政治，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其学生子夏则宣称：“学而优则仕”也便是学成安邦术货与帝王家，表明当时学习的目的就是做官帮助君主进行统治，所以学习知识就是学习治政的本领。孔子一生凭其学识在不断求宦任官。他的学生子路、子贡等人也都在各诸侯国为官。

　　除君主养士外，各诸侯国的有名的权势重臣也养士。著名的战国四君子均致客三千人以上，秦相吕不韦将这种厉害关系说的更透彻：耕田之利“十倍”，商人之利“百倍”，从政之利“无数”。于是由大商人参与政治投机，一变而为秦相。以此可推，那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在君主、官宦之家得以生存，而为其出谋划策，成为其忠实的臣属。纵横家的处世哲学是实务的，一切以取得成功达到目的为宗旨，法家商鞅进说秦孝公，连用霸道、帝道、王道诸说，以窥探统治者的口味。

　　三、春秋战国时期愚民的政治思想

　　春秋战国诸子由于其历史、地理诸方面的局限，只能对君主政治提出自己的各类解释，而在此局限中，多主张愚民。儒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有关主张无须赘引；老子的圣人之治，要求“常使民无知无欲”等一套理论。墨家同样认为，“贵智者”是天子诸侯大人，“贱愚者”是“民”，民只能俯首从命。法家则为统治，认为“民愚则易治也”，创造一套详尽的愚民的政策。曾有学者指出：“战国时期虽被人们称之为‘百家争鸣’，但每一家都尚同，都不宽容其他家的存在。孔子念念不忘‘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法家力主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墨家赤裸裸地高叫‘尚同’，追求‘天下之义，尚于一人’；道家要求芸芸众生归于一个‘道’。这种百家争鸣的实质是百家邀宠继而消灭对手，诸子百家几乎都自认为已经找到了绝对真理，都对自己所持学说有高度自信，不容他人怀疑，以君主统治的安稳性作为其价值目标，大多认为君主统治下的社稷是第一位的，而个人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服从君主与社会的需要，基本忽视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这也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精神之一。

　　程裕贞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略》中说：“构成中国文化核心的东西，是历代人们的哲学思想和学说。他们对天地万物，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思考和认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无穷智慧，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与品格。”但也有其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持有相应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参考文献

　　[1]高正.诸子百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程裕贞著.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