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的出现给冰冷的现实送来了温暖，在一定程度上解脱了无所逃于天地间的苦难之痛切，拯救了天道不公时的人心倾颓，给世间带来了正义和公平的希望。可以说，侠情中的“义”负载着司马迁惨遭蚕室之祸、隐忍就辱时的低回悲叹，是司马迁对苦苦追索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现实回答。

　　《游侠列传》为“犯禁之侠”正名，侠情激荡，但司马迁笔下的游侠之“义”已然超越了儒家的“仁义”，其“义”的维度已被设置在一个更加雄浑壮观的历史长河中。在《游侠列传》开篇，司马迁就大胆地质疑甚至消解了儒家“仁义”观念所依靠的背景。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司马迁巧借“鄙人有言”和庄子之言大胆地挑战传统的道德价值判断。所谓“仁义”，在司马迁看来，是“久孤于世”的“咫尺之见”，含有窃国大盗就为侯、就存有仁义的虚假性。他所寻找的“义”是一种原本存蓄在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最可宝贵的大无畏精神，“游侠”则是当日时下这种精神的承担者和践行者。司马迁通过《游侠列传》的书写达到以此冲破各种束缚、完成对民族心灵培育的目的。

　　二、借儒形侠———侠情的叙述方式

　　司马迁没有将“游侠”之“义”局限在儒家的定义框架之下，而是跳脱出来，采用了独特的呈现侠情的叙述方式———“借儒形侠”。的确，司马迁在书写《游侠列传》时，笔墨出入于儒和侠之间，并且在儒侠相提时常常“比权量力”，斟酌下语。列传伊始就引韩非子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以明儒、侠于其时都受到指斥;但在汉代的社会政治语境中，二者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学士多称于世云”，儒者可以通过缘饰儒术求取功名;而侠者却为儒家、墨家等排摈不载，地位卑下、声名不显。司马迁提出的恂恂儒者原宪、季次等，一方面具有令人肯定和同情的“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行为，另一方面也赢得了“死后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的身后名。两相对比，反衬出游侠生前修行砥名、死后却寂寞无闻的处境。“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此处司马迁毫不隐晦地表达出对游侠的偏爱，对儒、侠予以衡量的天平自然有了倾斜。南宋的刘辰翁认为:“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宪等，盖言其有何功业而志之不倦，却借他说游侠之所为，有过之者而不见称，特其语厚而意深也。”

　　已然察觉到了司马迁的情感倾向。在《游侠列传》的儒家队伍中，不仅有拘学“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的自保者，更有“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者。后一类一旦与“布衣之徒”、“闾巷之侠”、“匹夫之侠”的专趋人之急、赴人厄困相逢、与侠者的不矜攻伐廉洁退让相比，则“不同日而论矣”。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写出这类儒者的虚伪丑态，但从最后导致郭解之死的公孙弘朝议便可看出司马迁对他们的不满。当“吏奏解无罪”时，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正是这番貌似堂皇的议论，导致郭解丧命及遭灭族的悲惨结局。“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的公孙弘无疑是充当了庞大统治机器的维护者和发言人，其进言深合皇帝之意。郭解虽未直接杀人，但统治者认定他已经发展到借声名威望就能一呼百应、应者影从、甘愿献身的地步，这种强大而无形的民间力量已直接威胁到了专制集权政体对百姓的统治。“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柄，其罪已不容于诛矣。”

　　在传统的史家眼中，匹夫小民般的游侠无论如何也不能握有生杀之权，一旦他们成长为立于皇权统治之旁的势力，成为可能威胁政权的存在时，则必定要除之而后快，只有“杀无赦”才能斩断这种逸出于政体之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