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跨越时空的两场工业化之争:梁漱溟与毛泽东、杰斐逊与汉密尔顿

〔摘要〕 梁漱溟与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的争论至今仍为很多学者所关注。实际上,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不久,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也进行过一场类似的争论。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到,在一个生存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工业化从一开始就已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动机,而带有国家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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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梁漱溟与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的争论至今仍为很多学者所关注。实际上,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不久,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也进行过一场类似的争论。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到,在一个生存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工业化从一开始就已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动机,而带有国家生存发展的战略考虑。但与此同时,工业化所导致的集中趋势势必影响国内福利和权力的公平分配。因此,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推进均衡发展是确保国家安全、繁荣与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 工业化;粱漱溟;毛泽东;杰斐逊;汉密尔顿
    
  面对近代以来严重的民族危机,如何实现工业化成为中国社会各界讨论的一个焦点。其中,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最富代表性,至今仍为中国学界所关注。实际上,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也进行过一场类似的激烈争论。虽然这两场争论在时空上相隔甚远,但都是围绕着立国的经济基础而展开。通过对比,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经济选择的战略逻辑及其复杂影响。
  
  一、梁漱溟与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之争
  
  梁漱溟和毛泽东一样都认为,工业化是中国实现彻底翻身的必要条件,但对于工业化的目标和实现路径存在较大的区别。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1〕。毛泽东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在《关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他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居绝对优势。”〔2〕这一目标后来表述为“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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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目标呢?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对外掠夺的工业化老路,只能走内部积累的工业化之路。为此,必须进行社会生产关系领域的重大调整,为工业发展奠定必要的组织基础和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指出,“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4〕。因此,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推进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手段。但中国也不能照搬苏联的工业化道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十分低下,如果过分积累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5〕。因此,毛泽东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归结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一再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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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也将中国的兴亡寄希望于工业化,强调只有实现了工业化才算是翻了身,但主张中国不应走欧美那种牺牲乡村、片面发展工商业的工业化老路,也无法效仿苏联,只有从中国的现实条件出发,走“农业引发工业”的新路。他强调,乡村原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文化源泉,但近百年的内外冲击使中国乡村受到了空前的破坏,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构造的崩溃。因此,“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就是说必走农业引发工业的路。换言之,必走复兴农村入手,以达于新社会建设的成功”〔7〕,而“尽力于农业,其结果正是引发工业;并且我敢断定,中国工业的兴起只有这一条道”〔8〕。
  梁漱溟认为,发展农业更简便迅捷。而且,在农业前进过程中,工业自然相缘相引而俱来,“更要紧的是,(农业)生产力抬头,一般购买力从而增进,自有许多工业因需要之刺激而兴起。换句话说,就是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面来刺激工业起来。我们不要直接来办工业,要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互为推引,产业乃日进无疆。同时也就是从生产力抬头而增进购买力,从购买力增进而使生产力抬头;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社会富力乃日进无疆”。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工业必须建立在非营利的立场之上,建立在为消费而生产的原则上,最后完成一个大社会的自给自足。超开竞争而达到竞争,这才是中国发展工业最顺利的路,“中国工业如不采取这个方向,不独重蹈人家覆辙,而且根本不会成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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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前所述,粱漱溟同毛泽东一样,都意识到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他们的区别在于工业化的目标和实现工业化的路径。毛泽东从现实出发要求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现代大工业,强调农业为工业服务,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而粱漱溟非常关注传统工业化道路对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生活的冲击,主张以农业引发工业,为消费而生产,以避免较大的内外冲突。但按照这一思路所发展起来的工业首先将是满足农村生产生活需要的分散的乡村工业,而难以是为国防和工业部门服务的重工业,这与真正的机器大工业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果说毛泽东主张“工业立国”的话,粱漱溟则带有浓厚的“农业立国”的色彩。
  
  二、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关于美国制造业之争
  
  独立战争胜利不久,美国国内围绕着是否发展大规模制造业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反对大规模制造业的人认为,农产品才是“真实产品”,农业生产是最有益和最多产的部门。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农业生产还是确保美国政治美德的物质基础,而工商业集中的城市往往导致欺诈、奢侈和腐败等危及共和国的恶行。因此,鼓励大规模制造业将导致一种不适合共和国公民的政治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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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独立战争的著名领导人——富兰克林•杰斐逊(Flanklin Jefferson)是这一主张的重要代表。杰斐逊等人反对大规模制造业,但并不反对所有的制造业。相反,他支持家庭商品和手工艺品的小规模生产。他认为,像农民的生活方式一样,工匠和技工的生活方式可以促进自力更生和注重尊严的价值观。而且,分散的家庭制造业不会导致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与之相比,大规模制造业将产生一个无法行使独立判断、依附于人的赤贫阶级,将导致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总之,工厂、生产线和城市化会破坏公民的美德、否定工人的自尊、并导致腐败和不道德。因此,杰斐逊声称“永远不要看到我们的公民挤在工作台上,或旋转纺纱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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